1949年12月，国军上将王陵基逃到李文的兵团部，半夜去偷听，发现李文准备起义，吓得他将携带的黄金大部分扔到一口枯井中，余下的和手下分掉，然后各自逃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冬日的成都，风雨飘摇之中，已难掩国民党政权将倾之势，王陵基，这位在川军中德高望重、有“王灵官”之称的上将，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四川作为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据点之一，其战略地位本应为当局所倚重，而王陵基也一度被寄予厚望，担任四川省主席和保安司令，肩负“固守西南”的重任，但战局急转直下，局势迅速恶化，现实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残酷。   随着解放军的推进，成都的防线摇摇欲坠，蒋中正离川之时，留下了一纸空洞承诺和一地鸡毛，王陵基心知肚明，局势已不可为，十二月初，他悄然解散省政府班子，带着几位心腹乘车离开成都，意图另寻退路，然而，街头巷尾已是溃兵四散，人心惶惶，汽车穿行其间，不断被滞留的军队和难民所阻，行进极其缓慢，几日奔波后，他抵达大邑，短暂停留，尚未安顿，又闻解放军逼近，城中防务早已瓦解。   在无法依赖地方部队的情况下，王陵基不得不舍弃车辆与行李，仅携少数亲信，继续向山中转移，他年事已高，旅途艰苦，脚下山路崎岖难行，步履维艰，此时，他的去留已不再由他掌控，而是被战局的洪流推着向前，心中的恐慌愈发加剧，他决定返回成都，试图寻求胡宗南的庇护，然而，当他再度踏入这座他曾主政的城市时，却赫然发现胡宗南已弃城而去，早早飞赴海南，音讯杳然。   走投无路之际，王陵基设法联系台北方面，期望能有飞机接应他离开，电报传出后，他被告知可前往凤凰山机场等候，这一夜，他满怀希望，派人通宵守候，然而天明之后，机场上空依旧空无一物，连螺旋桨的回响都未曾传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被彻底抛弃，心灰意冷之下，他再次踏上逃亡之途，转而前往五面山，希望在李文的部队中寻求庇护。   李文是他旧日的战友，曾任第五兵团司令，王陵基到达时，李文正在与部下商议投诚事宜，得知此事后，王陵基如遭雷击，他深知，自己曾在江西主政期间参与“清剿”，在解放军眼中，绝非普通将领可比，若被俘，后果不堪设想，惊恐之中，他决定立即脱身，不再依赖任何部队或权力网络。   他命令随从将携带的大部分金条弃置于一口荒废的枯井之中，仅留下少量以备不时之需，这些金条原是他多年积累的财富，象征着权势与地位，如今却成了逃亡路上的沉重负担，他清楚，若继续携带大量黄金，极易引来杀身之祸，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局中，黄金已无法为他提供庇护，反而更像是一道致命的标记。   金条入井，是他与过往人生的一次断裂，昔日身披将星、呼风唤雨的“王灵官”，此刻只是一名衣着朴素、面容憔悴的逃亡者，他遣散随行人员，独自一人化名“戴正名”，身披旧棉袍，步行向宜宾方向而去，他的目标，是投靠一个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的经理杨某，希望能借水路逃向南方，最终抵达台湾。   在宜宾，杨某虽有所顾忌，终究还是将他藏于自家阁楼之中，每日由保姆单独送饭，不与外人接触，企图以最低的曝光度度过风头最紧的时日，然而，正是这种格外谨慎的安排，引起了保姆的怀疑，她留意到这位“客人”年约六十，戴着绒线帽，穿着长袍，举止之间透着一股并非常人的气质，遂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公安部门接到线索后，迅速展开排查，1950年2月上旬，他们调动三组力量，在江安、泸州一线布设警戒，王陵基乘坐的“永利号”轮船在行至江安附近水域时，遭遇拦截，船只未按指令靠岸，岸上武装人员遂进行火力警告，迫使其停船，公安人员登船后，逐一检查乘客身份，王陵基虽化名，仍被眼尖者发现其鼻梁上有佩戴眼镜的痕迹，形貌与通缉令上的特征高度吻合。   为确认身份，公安局紧急召来曾在王陵基部下任职的旧识前来辨认，一位曾任副官的旧部仅看了几眼，便确认其身份无误，进一步笔迹比对后，真相水落石出，王陵基被押解至重庆，后转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长达十五年的改造生涯。   在功德林，他是军衔最高的在押人员之一，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共同生活，年事渐高，身体日益衰弱，生活多需他人照料，尽管如此，他时常自诩当年在上海曾与蒋中正冲突，是“唯一扇过蒋耳光的将军”，言语之间仍难掩昔日的傲气，1964年，他获得特赦，出狱后因患有高血压与心脏病，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最终于1967年病逝，享年81岁。   信息来源：四川省情网——王陵基；李新 主编《中华民国史 人物传·第六卷》：中华书局，2011年；《重庆名人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