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汪伪高官李时雨带着核心机密，准备投诚戴笠。这个时候，却有人举报李时雨是地下党，戴笠一听，立刻接过材料查看，心中便有了主意！ 日本投降后，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李时雨揣着汪伪核心机密投奔军统头子戴笠，这份“投名状”让戴笠如获至宝。可没过几天，一封举报信直指李时雨是中共地下党，戴笠捏着材料眯起眼——这出戏突然变得有趣了。 这位表面光鲜的汪伪少将处长，真实身份竟是潜伏15年的中共特工。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县，原名李亭芳，因崇拜《水浒传》里“及时雨”宋江的侠义而改名。 1926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接触马列主义，1931年加入共产党，北大法学院毕业后便开启潜伏生涯。1936年经同乡张学孟（张学良警卫室主任）引荐，他潜入西安“剿总”任中尉办事员，借机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 1939年汪精卫筹备伪政权时，李时雨迎来关键转折。汪伪特派员朱晶华为凑“六大”代表名额，主动帮李时雨伪造国民党党籍，还自曝是国民政府卧底：“咱俩合作吧！”李时雨火速请示地下党领导何松亭，获批冒充北方代表参会。 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密室会议中，他全程记录汪精卫卖国条款，连《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密件都誊抄下来，通过妻子孙静云缝进棉袄夹层送往解放区。 凭借法学专业和“伪六大代表”身份，李时雨被汪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相中。陈公博欣赏他“法学功底深、说话有分寸”，提拔他当亲信秘书。 1941年李时雨升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军法处长，领少将军衔，甚至获准自由出入陈公博办公室。陈公博秘书莫国康更吩咐手下：“院长的文件报纸，每天给李处长备份！”——这条特殊通道让延安实时掌握汪伪最高决策。 潜伏者日常如走钢丝，1939年天津地下党搞到三箱电台部件，日军在租界出口“法国桥”设卡严查。李时雨借伪法院院长轿车运走两箱，借口“接老婆充面子”。第三箱他雇三轮车硬闯，到关卡时单手拎箱高举通行证，腰板挺直装轻松，日军误以为箱内无关紧要放行。 另一次营救被捕党员冯骥，他假借检查卷宗抽走档案烧毁，再暗示经办人：“上次日军轰炸时烧了吧？”吓得对方连忙认账。1945年他更直接盖司令部大印，从军火库提出20支德制手枪、100支美式卡宾枪和6万发子弹，以“清乡物资”名义送交新四军。 日本投降后，戏剧性一幕上演：军统沪郊站长余祥琴拉拢李时雨入伙：“顶个吃空饷的名额就行，没人细查！”经党组织批准，他摇身变成军统上海区第二组少将组长。 戴笠最初视他为“肃奸王牌”，直到举报信出现。戴笠设下双簧计：先递假情报试探，李时雨精准识破上报；又约茶馆摊牌：“有人说你是共党！”李时雨拍桌怒斥：“我在敌后拼命时他们在重庆享福！这是诬陷！”戴笠虽未抓到把柄，却暗中加强监控。 危机在1946年爆发，军统沈维汉查李时雨档案时发现漏洞：其妻弟曾因“共党嫌疑”被捕，且余祥琴派他卧底汪伪的记录凭空消失。李时雨被捕后遭压杠子、灌凉水酷刑，指甲钉竹签，后背烙铁烫，但始终咬定：“你们迫害抗日功臣！”军统无奈，以“汉奸罪”判他七年半。狱中他听闻戴笠死于空难，冷笑：“天灭汉奸！” 1949年2月李时雨出狱，继续以汇中公司副总身份潜伏上海。四月他穿行香港、天津抵北平，将线装书伪装的情报交中央社会部，终于换上解放军军装。 15年敌营生涯化作他笔下豪情：“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这位在汪伪领少将薪却坚持每月只收党组织8块银元津贴的特工，晚年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1999年于北京逝世。 戴笠至死不知，他亲自任命的军统组长，早把军统抓捕地下党的行动时间故意提前两小时，让同志安全撤离；更不知自己主导的“华北肃奸鸿门宴”里，真正的中共特工正隔着牢房铁窗，笑看汉奸们狗咬狗。 信源： 湖南日报 驻马店市纪委监委 中国军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