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上台领奖钱学森劈头就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钱学森为什么这样说呢？只见钱学森接着说，为什么激动呢？因为他的人生已经激动过三次。 钱学森1911年出生在上海，家境殷实，父亲是教育工作者，从小就给他灌输读书报国的理念。他小时候就对数学着迷，常常一个人埋头算题，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29年，他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学几年，他几乎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毕业时成绩优异，拿到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机会。1934年，他坐船远赴美国，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在美国，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航空工程，一年后拿下硕士学位。1936年，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拜师冯·卡门，这位航空学大牛对他影响深远。钱学森天赋极高，学东西快，1939年就拿下了航空与数学双博士学位。之后，他留校教书，研究火箭和超音速飞行，写出了《工程控制论》，这本书后来成了控制论领域的经典。二战期间，他参与了美国火箭项目，给盟军提供了不少技术支持，名声越来越大。 但好景不长，冷战来了，美国开始怀疑华裔科学家。1950年，钱学森想回国，却被扣留，理由是他可能泄露机密。他被软禁五年，生活受到严密监控，连出门都得报告。这五年，他没闲着，埋头写书做研究，硬是把《工程控制论》完成了。1955年，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帮他争取到回国机会，他带着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登上轮船，告别美国。回国后，他一头扎进国防科技，领导“两弹一星”工程，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成功，都有他的心血。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接过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主持人问他感受，他却说自己不激动，因为他的人生已经激动过三次。这话让全场愣住，但听完他的解释，大家才明白，这三次激动背后，是他为科学和国家奉献一生的缩影。 第一次激动在1955年。那年，他终于从美国的软禁中解脱，获准回国。临走前，他带着自己写的《工程控制论》和一本物理力学讲义，去见导师冯·卡门。冯·卡门翻看了他的书，感慨地说，钱学森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自己。这话对钱学森来说意义重大。他一个中国人，在航空领域最顶尖的地方，赢得了世界级权威的认可。这不是个人成就，而是为民族争了一口气。他后来回忆，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振奋了，觉得自己的努力没白费。 第二次激动在1959年。那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都在庆祝，钱学森收到通知，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对他来说不是简单的荣誉，而是信仰的归属。他回国后，亲眼看到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逐渐站稳脚跟，参与导弹和核武器的研发，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跟国家命运绑在一起。入党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彻底融入了这个为人民奋斗的集体，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后来说，那晚他激动得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未来的打算。 第三次激动在1991年初。那年，他读到王任重为《史来贺传》写的序言，里面提到中央组织部选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作为解放以来最优秀的共产党员代表。钱学森看到自己的名字跟这些英雄并列，深受触动。雷锋的无私、焦裕禄的为民、王进喜的拼搏，都是他敬仰的精神。他一个搞科学的，平时埋头公式和实验，没想过能跟这些榜样站在一起。这份肯定让他觉得，自己几十年的付出，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认可。 1991年的颁奖仪式后，钱学森的发言成了新闻热点，报纸、广播都在传颂他的“三次激动”。普通老百姓听了，觉得这位科学家真不一样，不贪名利，心系国家。年轻人看了他的故事，很多人立志学科学、报祖国。他的事迹成了激励人心的教材，学校里老师拿他的例子教育学生，工厂里工人拿他的精神鼓舞自己。 钱学森没因为荣誉就停下脚步。90年代，他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但还是常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跟年轻工程师聊航天技术。他提出“系统工程”的概念，强调要把复杂的项目拆解成可控的模块，这套思路后来被广泛用在航天、工业甚至管理领域。他还带学生，指导论文，写信鼓励年轻人多钻研。他的信写得工整，字里行间全是真诚，收到信的学生都说，感觉像是跟长辈聊天，特别暖心。 1999年，钱学森又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对他为中国核武器和航天事业贡献的再次肯定。仪式上，他拄着拐杖上台，接过奖章时，手微微颤抖。航天员后来专程去看他，汇报神舟飞船的进展，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晚年，他还在写论文，研究“复杂巨系统”理论，书桌上总是堆满稿纸。他的身体越来越弱，但脑子始终没闲着，总想着为国家多留点东西。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消息传出，全国沉浸在哀痛中。电视上滚动播放他的生平，街头市民自发悼念，航天基地的工作人员停下手里的活，默默致敬。他的葬礼低调，但全国降半旗，以最高礼遇送别这位人民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