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处死汪景祺，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雍正四年深秋，北京菜市口的寒风格外刺骨，一根高高立起的铁杆上，悬挂着一颗干瘪的人头，它在那里已经经历了数月风霜，路人虽然早已习以为常，却无人敢多看一眼，那是汪景祺的头颅，十年前，他曾是京中小有名气的文人，出身浙江名门，家世清贵，才气亦不俗，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最终却以如此方式，成为帝王怒火下的牺牲品。   汪景祺自幼受儒家熏陶，父亲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兄长亦在礼部任职，家门显赫，书香氤氲，他从少年起便自视甚高，常以词章名动一方，性情孤傲，不易合群，清代科举制度对汉人仕途几乎构成唯一通道，他自然也不例外，从二十岁起，他便踏上了这条漫长的求仕之路，可命运似乎并不垂青这位读书人，直到四十二岁那年，才勉强中得举人，整整二十二载，他在落第与希望之间沉浮，而胸中积郁之气，也随着岁月愈加深重。   他在杭州诗社中常被称为“孤客”，不苟言笑，极重文章气节，诗社中人作诗唱和，他往往一声不发，只冷眼旁观，偶有点评，多为讥讽，曾有文人记下他评人之作不过“市井俚语”，言语之间尽显不屑，在那个讲求“八股中正”的时代，他这般傲慢，注定难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而这份清高，在他五十岁那年，悄然发生了改变。   当时，陕甘总督年羹尧声势如日中天，破敌青海，功勋赫赫，深得雍正倚重，汪景祺听闻其事后，忽然意识到，若要出人头地，或许再不能一味守着书生之节，他毅然背起行囊，赴西北投奔年营，借由布政使胡期恒的引荐，他终于得以进入年羹尧幕府，那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亦是悲剧的起始。   在军营中，汪景祺负责撰写捷报、贺表等文书，凭借多年积累的文笔才华，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年羹尧十分倚重的幕僚，他所写的《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陕甘总督年公书》，被视为“极尽溢美之能事”的典范，他在文中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甚至言其“功超古今”，其辞之夸张，连旁人读来亦觉悖谬，后人翻阅此书，常为其用词之极端而咋舌。   这些文字，本是为讨主帅欢心而写，放在当时的幕府环境中，实属寻常；但随着年羹尧势力日益膨胀，雍正心中的疑虑也渐次滋生，据记载，一次大雪封城，年羹尧出巡时见轿夫手冻发紫，随口说了句“去手”，谁知那几名亲兵误解其意，竟当场自刎手腕，以示忠诚，此事传入宫中，雍正勃然大怒，咬碎玉扳指，下令严查年党动向，帝王之猜疑一旦生根，往往不需实证，只需迹象。   翌年，年羹尧以“擅权自恃”等九十余罪名被赐死，其府中物品被彻底抄检，正是在这场清算中，汪景祺撰写的《西征随笔》被搜出，书中那些极尽谄媚的辞藻，再次激怒了雍正，御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八字血红，盖于书页之上，仅仅七日之后，朝廷便下旨将汪景祺正法，籍没家产，族人流放。   刑部在审讯时特意指出书中有“历代帝王不逾百岁”之语，认定其有“咒诅圣上”之嫌，虽为附会之词，然在权力面前，解释权永远不在书生手中，行刑之日，阴雨连绵，汪景祺被押赴菜市口，监斩官为鄂尔泰，执刀者手起刀落，鲜血溅地，彼时曾与他共饮共吟者，大多噤若寒蝉，有人甚至上折痛斥其“心术不正，语涉悖逆”，以求自保。   更惨的是，汪氏一门十六男子皆发配宁古塔，女子则沦为军营奴婢，甚至连远房族人也未能幸免，或革职，或罢官，一时间，满城风声鹤唳，那颗头颅被挂于城门之上，任由风雨摧残，直到乾隆继位，方才命人将其下葬，铁链早已嵌入白骨，仵作费尽力气才将之取下，彼时，距离汪景祺伏法，已整整十年。   这并非一桩纯粹的文字狱，雍正真正忌惮的，是年羹尧遗留下的势力网络，而汪景祺，只是这场肃清中最便于开刀的对象，他既无显赫官职，又曾言辞过激，杀之既解心头之恨，又足以震慑群臣，他的命运，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映射出帝王心术的冷酷与深沉。   在那个时代，文人远非想象中那般风骨凛然，许多笔墨之士，在年羹尧得势时争相颂扬，失势之后则群起攻讦，这种“随风倒”的生存智慧，固然令人不齿，却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所谓风骨，不过是一种奢侈品；而在皇权之下，所有人都不过是棋局中的卒子。   信息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汪景祺；时代文艺出版社——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