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原国民党保密局干部李修凯正走在大街上，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赶紧冲上去抱住他：“ 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深秋，重庆这座经历战火洗礼的山城迎来了全新的命运拐点，寒意尚未褪去，街头巷尾却已然换上了新气象，红色标语贴满墙面，商铺门前的炊烟和报童吆喝声交织成一幅复杂而真实的时代画卷，旧秩序正在崩解，新政权步履坚定地走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座被历史拣选的城市里，两位曾在政治深水中浮沉的人物在同一个时刻迎来了各自命运的转向，他们，一个名叫李修凯，原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另一个则是冉益智，曾任中共重庆地下党工委副书记，两人曾在动荡时局中各自扮演重要角色，彼此交错的命运轨迹最终在新中国的黎明中交汇，形成一面映照忠奸的镜子。   李修凯并非一开始就打算自首，他在保密局任职多年，熟悉军统系统内的各种隐秘运作，心知肚明自己若被清算，结局不会好到哪儿去，解放军入城后，街头的气氛渐变，他的内心也如同城中飘摇的旗帜一般动荡不安，他曾多次在夜色中独自徘徊，思忖着是继续逃亡，还是面对那份压在心头多年的罪责。   最终，他做出了选择，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他走进公安局，主动登记自首，出人意料的是，公安机关并未将他立即押往监牢，而是根据他掌握的情报进行甄别，在随后的接触中，李修凯表现出高度配合，他详细交代了西南地区特务组织的结构、潜伏人员的身份及电台藏匿点等关键情报，一时间成为肃清敌对势力的重要线索来源。   李修凯的作用不仅止于口头供述，他曾亲自带队协助公安破获多个隐藏极深的特务据点，甚至在一次搜查中，从一处伪装成算命摊的窝点中缴获了两部秘密电台，这种积极的表现，使他在新政权中逐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他被安排在特殊看护之下，居住条件也优于普通羁押人员，伙食标准亦有所提升，这种转变，使得他意识到或许自己的人生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与李修凯的回头是岸不同，冉益智的道路则是一条彻底背离信仰的下坡路，他原是中共在重庆地区的重要干部，曾负责党组织的联络与发展工作，深受同志信赖，然而1947年的一次突发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年春天，党内一名基层成员余永安在一次秘密行动中被捕，在严刑逼供下，余将党组织的部分情况供出，冉益智不幸被捕，被押往渣滓洞后，冉益智在短时间内便完全交代了组织结构与上级身份，甚至在随后的日子中主动协助敌人识别和追捕原先的同志，他的变节不仅导致了刘国定、涂孝文等多位党的骨干成员相继被捕，更间接促成了江姐等烈士的牺牲。   国民党方面对冉的投诚极为满意，授予其中校军衔，并将其视为肃清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有力工具，他则在随后的岁月中积极参与清剿行动，成为当时重庆地下党最痛恨的叛徒之一，可惜随着局势的急转直下，国民党在西南节节败退，冉益智所倚仗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他开始四处逃窜，试图远走他乡，以求自保。   然而命运的安排似乎早已埋下伏笔，就在他准备潜逃之际，在重庆街头被李修凯当场认出，冉益智的逃亡计划戛然而止，随即被公安逮捕归案，此时的他，已不复当年意气风发，面对审讯时情绪崩溃，痛哭流涕，将过往所作所为尽数供出。   冉益智的供述翔实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不仅详列所出卖同志的名单，甚至回忆起每一次抓捕的细节，这些内容成为法庭定罪的重要依据，1951年春，重庆举行了公审大会，冉益智作为重点罪犯被押上审判席，群众愤怒的呼喊与怒目交集，他提出“死后愿葬于荒野喂狗”的请求，试图为自己的罪行赎罪，然而这一切，早已无力挽回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与冉益智悲惨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修凯的后半生，在协助新政权肃清潜伏敌特的过程中，他逐步赢得了信任，政府考虑到其积极配合并立下重要功劳，最终予以宽大处理，并安排他在政协系统担任文史资料整理工作，此后，他生活平静，时常在人民公园打太极，偶尔向人谈起往昔岁月，他并未刻意掩饰自己的过去，但总会加上一句：“幸亏政策宽大，我才有机会活下来，”   重庆，这座山水环绕的城市，曾见证血与火的洗礼，也见证了无数命运的沉浮，李修凯与冉益智两人的经历，仿佛历史镜面中的一正一反，一个在关键时刻坦白认错，最终得以重塑人生；另一个因背叛信仰而走上绝路，留下永不磨灭的污点。   信息来源：达州晚报2020.3.4《红岩》中“甫志高”原型冉益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