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胡宗南率残部逃到台湾东部花莲，途中既慌乱又狼狈。据一路追随胡宗南的侍从参谋张政达回忆：当时我们从西昌出发后，中途停留在台南加油，大家都以为会在台南停下来，结果却非如此，一群人匆忙加完油便坐飞机直达花莲。到了花莲，大家住在花莲宾馆，没有一个人来看胡先生。 昔日，胡宗南号称“西北王”，坐拥60万大军，到花莲落脚时只剩下6名人员陪同。有一天，胡宗南在海边散步，刚到海边，他就问身边人：“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呀？这里真是没有意思啊！” 张政达说：“要自杀就在成都跟我们的那些部队一起自杀，这里就没有意思了，只有我们几个人，没有什么意思！” 胡宗南听罢，叹了口气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1949年5月，蒋经国携带蒋介石手谕，飞到西安密会胡宗南，要求他弃守西安，将部队编成两个快速部队，一个到重庆，一个到成都。 对于当时的局势，胡宗南其实有自己的看法。 在此之前，他曾建议蒋介石坐镇西南进行军事指挥，以确保西南不被解放军攻占，民国政府有立足之地。但是蒋介石表示，情势不便，不能久居。 不久，他又建议将精锐部队有计划地撤往滇缅边境，并苦劝蒋介石，直说得蒋介石面有愠色，才不敢再说下去。 多次拟定作战计划，均被蒋介石否定，胡宗南只得下令，各部迅速后撤，分路入川。但部队刚开始调动没多久，11月19日凌晨，胡宗南又接到“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从重庆打开的紧急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求胡宗南立即将先行入川已达广元的第一军用汽车紧急运送重庆，第三军则开往成都新津。 对于蒋介石这道将兵力分散使用的命令，胡宗南非常抗拒，为此，他罕见地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论。据说，胡宗南用词之重，一度让蒋介石难以承受。当时，胡宗南已有了大失败的预感，为了以后能把事情说清楚，他特意将当时与蒋介石的争议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下来，与其说这是对历史负责，不如说是一种自保的手段。 部队被蒋介石如此仓促地派上阵去，胡宗南很快就吞下了苦果。川东一战，他的部队除少数退往西昌外，大部分被歼灭。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一刻，紧急召见胡宗南，要求他的部队稳住西昌局势。 这又是老蒋一道痴人说梦的命令。 当时，胡宗南的第一军只剩下不到1000人，而且没有补给，没有薪饷，没有弹药，没有粮草。到了这种局面，连胡宗南自己都不敢相信，50万大军转眼之间竟真的灰飞烟灭了。 靠这1000残兵死守西昌时，蒋介石清醒过来，又给胡宗南发来电报，要他率所谓的第一军转进海南岛三亚。 当时的胡宗南，既不甘心，内心又极度彷徨，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蒋介石的指挥那时候已经彻底乱了，见胡宗南半天没动，他又不断地发电报催促，回来算了。 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并不想让胡宗南来台湾，想让他死在西昌，最后是胡宗南自己非要跑的；但另一种说法截然相反，胡宗南始终不肯让飞机来。 这后一种说法，可能更接近胡宗南的性格。 1950年2月23日，接胡宗南赴台的飞机终于还是飞来了，胡宗南只是交了包东西叫人给带回去，他对接他的人说：“今天我跟你们喝一杯，送你们走。” 接他的人说：“你不走怎么行？我们怎么能走啊？” 就这样，在一群人的苦劝下，胡宗南被拉上了飞机。 在花莲海边，胡宗南对部下说想自杀，并不完全出于心境，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自感处境不妙，自己很有可能被推出来做大陆失败的替罪羊。 果然，一个月后，1950年5月，以李梦彪为首的45名“监察委员”提出弹劾胡宗南，要他为失去大陆负责。当时，胡宗南很多部下听闻此事，觉得太过分，自发要去“监察院”闹事，胡宗南对部下说：“是非自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 选择沉默应对的胡宗南，从花莲回到台北后，好友汤恩伯借了一栋房子给他。有人说胡宗南这个人非常的矫揉造作，抗战不胜利，他就不结婚，就是一个例子。很多人对胡宗南式的标榜与执拗，背地里都是嗤之以鼻的，主席就曾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调侃胡宗南，当了战区的司令长官50岁了，不要女人不结婚，他一定有毛病。 在台北过落魄的生活，胡宗南身上还有这种影子。据说，他家当时朴素得让人感到过分，沙发一坐就垮，窗帘一碰能断好几截。 国民党高官，败逃到台湾后，坐冷板凳的不少，但像胡宗南这样，哪里最艰苦，就去哪里的还是十分少见。说白了，蒋介石这个利用他的性格，他自己也希望如此。 弹劾案因为蒋介石的干预，不了了之后，胡宗南先是去了大陈岛训练游击队。游击训练计划成员屠由信后来回忆说，胡宗南化名上岛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一日三餐吃不饱的问题。 总之，日子过的太苦了。 从大陈岛下来，不久，胡宗南又去了台湾另一个偏远的离岛——澎湖，做的依旧是自我安慰式的苦差事。 再后来，就是死了。 有人说，胡宗南1962年犯心脏病死掉，看似突然，其实不是，他的身体早就在他“自找苦吃”的标榜下垮掉了。成王败寇，胡宗南这个人，无论看成还是看败，都是一个鲜活的历史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