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9日，在豫陕皖苏四省跳跃作案，疯狂行凶，杀死77人的特大杀人抢劫强奸团伙主犯彭妙计落网之后，按照他的说法，他是为了钱才行凶，这样来钱快。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很难站住脚，他带领团伙杀了77人，抢到的钱统共才只有4万多元。   （信息来源：2000-02-01光明日报——六名杀人恶魔被处极刑）   1999年4月9日，湖北钟祥市九里乡的一个村庄里，身高1.58米的彭妙计被警方擒获，这个令豫陕皖苏四省百姓谈之色变的“小个子恶魔”，一年内率团伙制造38起入室抢劫案，致使77人丧生。   面对审讯，他轻描淡写地称“杀人只为钱”，可警方统计显示，其团伙抢得的现金仅有4万余元，这笔钱，甚至不够支付受害者家庭的一场葬礼。   1966年，彭妙计生于陕西山阳县的贫寒之家，9岁时，他随双亲逃荒至周至县投奔姨母，12岁却被拐卖到河南漯河，经过两年后依靠行乞方式逃离魔爪，这段童年磨难使他过早地体验了世态炎凉，也在其心中种下了对社会的怨恨之根。   真正令人发指的是，他竟将罪恶之手伸向至亲，16岁拐卖母亲，18岁以妹妹为抵押赎回母亲，随后卖掉母亲在江苏所生的幼子，20岁私奔后为生计卖掉亲生儿子，这些行为，早已超越了普通犯罪的范畴，更像是一种对伦理底线的疯狂挑衅。   心理学上，这种“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往往与童年创伤密切相关，但彭妙计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将暴力视为生存手段，更将其异化为一种“艺术”，他会在作案后喝麦乳精、吃花生米，甚至割下男性受害者的生殖器“留念”，这种病态的仪式感，暴露出其扭曲的权力欲与征服欲。   彭妙计的犯罪集团作案手法可谓暴力犯罪的"典型范例"，他们专门选择村庄边缘的独立住户、拥有氰化池的金属提炼家庭下手，运用铁锤、木棍等工具强行闯入，用撕裂的床单绑住受害者，搜刮财物后杀人灭口，此等恶行令人发指，1998年3月8日凌晨，豫灵镇堡里村秦乐启家被劫，罪犯恐吓“不交钱就带走孩子”，其行径尽显对人类尊严的漠视。   但诡异的是，如此“高效”的作案团队，抢得的财物却少得可怜，4万余元现金，平均到77条人命上，每条命仅值519元，这组数据直接戳破了彭妙计“为钱杀人”的谎言。   更讽刺的是，团伙成员为分赃不均内讧，甚至将知情者“狗子”用食用油焚尸灭迹，这种自相残杀的戏码，暴露出其犯罪动机的混乱，既非单纯求财，亦非纯粹泄愤，更像是一场失控的暴力狂欢。   彭妙计案的爆发，与90年代的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当时，豫陕交界地区的矿山经济蓬勃发展，但治安管理却严重滞后，遍布灵宝、潼关一带的氰化池与混汞碾设施，为犯罪者提供了绝佳的隐蔽环境，彭妙计团伙便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在各处矿区、临时工棚及农家住所之间游走作案。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彭妙计这类底层边缘人，既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又拒绝接受底层规则，他们像游荡在时代缝隙中的幽灵，用暴力填补内心的空虚，没有技能、没有土地、没有社会保障，只能靠出卖体力或铤而走险。   但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社会未免偏颇，彭妙计的特殊性在于，他主动选择了恶，即便在逃亡途中，他仍能通过修自行车维持生计，却偏要走上杀人越货的不归路，这种选择，暴露出其人性深处的恶念。   彭妙计案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将罪恶视为“生存策略”，社会是否该为此背锅？   我觉得不能，彭妙计的童年固然悲惨，但那个年代比他更苦的人多了去了，有人选择隐忍，有人选择奋斗，唯独他选择了毁灭，这说明，恶的根源终究在人，而非环境。   更让我心寒的是，彭妙计对生命的漠视，他割喉、割生殖器，甚至奸尸，这些行为早已超越了“求财”的范畴，更像是一种对生命的戏谑，他或许觉得，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所以也要让社会付出代价，但这种逻辑，不过是懦夫的借口。   彭妙计的落网，是法治的胜利，却也是人性的悲剧，他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彻底放弃道德底线，会堕落到何种地步，而他的存在，也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恶的警惕，永远不能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