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能存续三十年之久，真的是因为刘禅不弱吗？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蜀汉政权面临着权臣专权的潜在危机。刘禅没有像曹魏那样陷入权臣弑君的循环，反而通过一系列精妙的政治操作，构建起独特的权力架构——他将相权一分为二，让蒋琬主政、费祎主军，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这种分权策略在诸葛亮时代就已初现端倪——当李严试图借运粮不力挑战诸葛亮权威时，刘禅果断将其废为平民，既维护了丞相权威，又彰显了君主决断。 在派系斗争的漩涡中，刘禅展现出惊人的平衡术。他一面重用荆州派核心蒋琬、费祎，延续诸葛亮的治国方略；一面提拔益州本土将领马忠、句扶，缓解本土势力的不满。这种“荆州主政、益州掌军”的格局，让蜀汉在诸葛亮死后二十年未发生大规模内乱。 更值得玩味的是，刘禅通过宦官黄皓制衡朝臣，这种看似昏庸的举动，实则是帝王权术的体现——黄皓的权力始终被限制在宫廷之内，从未染指军政核心。 蜀汉的存续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刘禅在位期间，延续了诸葛亮的盐铁官营政策，将井盐、铁矿等战略资源牢牢掌控在政府手中。蜀锦贸易更是成为经济支柱，成都“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盛况，使得蜀汉“民贫国虚”的刻板印象不攻自破。考古发现，蜀汉灭亡时库存锦缎仍有二十万匹，其经济韧性可见一斑。 在农业领域，刘禅推行“劝农减赋”政策，亲自参与都江堰的修缮工程。据《华阳国志》记载，他在位期间“仓廪充实，百姓安乐”，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较诸葛亮时代增长近三成。这种务实的经济策略，让蜀汉在频繁北伐的消耗下，仍能维持社会稳定。当魏国因淮南三叛陷入内乱时，蜀汉却呈现出“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景象。 北伐作为蜀汉的立国之本，在刘禅时代经历了从积极支持到有限收缩的转变。 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并未终止北伐，而是调整策略：蒋琬主政时尝试水路东进，费祎掌权时限制北伐规模，姜维后期则转向陇西屯田。这种灵活的战略调整，既保持了对曹魏的战略威慑，又避免了国力过度消耗。 当邓艾偷渡阴平时，蜀汉的防御体系暴露出致命漏洞。但鲜为人知的是，刘禅在危机时刻展现出惊人的决断力。 他一面派诸葛瞻率军阻击，一面秘密派遣使者联络东吴求援。即便在成都被围时，他仍坚持“君臣固守”的策略，直至谯周以“百姓免遭涂炭”为由劝谏，才最终决定投降。这种选择虽背负骂名，却让成都百姓免于屠城，其背后的民生关怀值得深思。 传统史观对刘禅的批判，多源于“乐不思蜀”的文学演绎。但结合《汉晋春秋》等史料，这一典故更可能是刘禅的生存智慧——在司马昭的严密监视下，唯有装疯卖傻才能保全蜀汉旧臣的性命。现代考古发现的《景耀四年武库簿》显示，蜀汉灭亡时仍有十万甲士，刘禅的投降并非完全出于怯懦，而是对实力差距的清醒认知。 近年历史学界的研究，为刘禅形象注入新的维度。学者指出，蜀汉能在诸葛亮死后存续三十年，与其“据险自守”的防御策略密不可分。刘禅通过分封宗室、强化关隘，构建起以剑阁、汉中、永安为核心的防御体系，使曹魏始终无法突破秦岭天险。这种保守策略虽被诟病为消极，却在客观上延长了蜀汉国祚。 在权力的博弈场中，刘禅并非雄才大略的明君，却是深谙生存之道的守成之主。他用平衡术化解派系矛盾，以务实政策维持经济民生，在战略抉择中展现现实考量。 当我们抛开“光复汉室”的宏大叙事，会发现这位被低估的君主，用四十年的统治证明：在绝对劣势的格局下，维持政权存续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成就。蜀汉的黄昏虽已落幕，但刘禅在历史迷雾中的真实面容，值得我们重新凝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