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被苏联红军被押往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后来，活下来的日军战俘哭着回忆道：“苏联军医用手抓一抓肉，然后肉多肉厚的就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 1945年夏天，日本关东军这支曾经横扫东北的部队，在苏联红军的铁拳下土崩瓦解。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几天之内，关东军防线全线崩溃。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17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沈阳签下降书。数十万日本士兵放下武器，成为战俘。他们中有刚入伍的年轻人，也有打过多年仗的老兵，大多出身日本农村或小城市，带着对天皇的忠诚上了战场。投降时，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穿着破烂的军装，在哈尔滨街头捡土豆皮或啃生玉米，饿得眼睛发绿。 押送从8月末开始，一直持续到秋冬。战俘们被塞进破旧的火车车厢，车厢里寒风刺骨，木板缝隙大得能伸出手。火车穿过西伯利亚的荒野，风雪打在车身上，结成厚厚的冰层。食物少得可怜，苏联士兵偶尔扔几块硬得像石头的黑面包，战俘们抢着分，冻僵的手指抓不住，只能塞进嘴里啃。到了劳改营，迎接他们的是更残酷的考验，很多人还没干活就倒下了。 到了西伯利亚，战俘们得先过苏联军医这关。早上，营地空地上风雪交加，战俘们穿着单薄的衣服站成队，冻得嘴唇发紫。军医裹着厚大衣，戴着毛帽，走过来挨个检查。他们伸出手，使劲捏战俘的胳膊或肩膀，凭感觉判断谁壮谁弱。胳膊粗、肉多的被挑去伐木、挖矿或者修铁路，这些活累得人喘不上气；瘦得皮包骨的就干杂活，比如扫雪或搬东西，但一样得拼老命。整个过程快得像流水线，没人问你愿不愿意。 这种筛选简单又无情。军医看人的眼神冷得像冰，手劲大得像要把肉捏烂。被选去重体力活的战俘，扛着工具走向森林或矿场，脚步沉得像灌了铅。伐木时，斧头抡一天，手掌磨出血泡，树倒下来砸死人的事也不少。矿洞里空气闷得喘不过气，炸药一响，灰尘呛得人咳嗽不止。修铁路的在雪地里搬枕木，鞋子湿透，脚趾冻得发黑。轻活也不轻松，清扫营地得弯腰几个钟头，厨房帮工得扛几十斤的土豆，稍慢一点就被卫兵骂。 吃的更糟，一天就一块黑面包和一碗稀汤，饿得人眼前发黑。战俘们偷偷抓青蛙、老鼠，烧焦了硬吞下去，味道臭得想吐。医疗几乎没有，冻伤、发烧没人管，晚上睡木板房，风从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缩成一团。病死的越来越多，活着的靠互相帮衬熬日子，有人分半块面包，有人搀着走路，硬是在绝境里抓着一丝活下去的念头。 西伯利亚的冬天冷得能把人冻成冰棍，零下三四十度是常事。战俘们住的木板房破得像筛子，风雪直接往里灌，睡觉时挤在一起取暖，早上醒来发现旁边的人已经僵了。衣服薄得挡不住风，很多人的脚趾、手指冻坏了，黑一块紫一块，走路都瘸了。食物少得可怜，黑面包掺着锯末，土豆汤里没几片土豆，饿得人连做梦都在啃东西。营养不良让人生病，肺病、痢疾在营地传开，咳嗽声晚上不断。 劳动强度大得吓人。伐木的每天得砍几十棵树，斧头重得抬不起来，砍到最后手抖得握不住。挖矿的在地下憋一天，出来时脸黑得像煤，肺里全是灰。修铁路的搬枕木，雪地里滑一跤就爬不起来，卫兵还站在旁边催。干不动的人倒下就没人管，尸体被随便埋在雪里，连个名字都没留下。苏联士兵看战俘像看牲口，干得慢了就骂几句，懒得动手打，反正饿死冻死的够多了。 活下来全靠运气和意志。有人靠着回忆家乡熬过去，有人靠着跟同伴聊天撑着。有个老兵每天掰着手指算回家的日子，结果撑到最后还是病死了。战俘们在这种地方，命贱得像草，能活一天算一天。 战争结束了，苦难没完。1946年，苏联决定榨干战俘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他们当廉价劳力用。有的被送去矿区，矮小的日本人钻进窄洞，炸药一响，石头砸下来就没了命。有的被调到秘密工厂，干着原子弹相关的活，1950年代才放回日本，回来时人已经废了。共青城这样的地方，战俘们铺的铁路、盖的房子还在，可谁也不知道这些是拿多少条命换来的。 回国的人不多，1950年代陆续放回来的幸存者，带着一身病和满心伤。有的得了肺病，咳嗽一辈子，有的腿脚落了残疾，走路都费劲。回到日本，家人认不出他们，社会也不欢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靠救济过日子。他们用笔写下回忆录，或者低声跟儿孙讲那段日子，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们说，活着回来不是因为有多强，只是命硬罢了。这段经历，成了他们甩不掉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