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1日，有一人知道自己破例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一度怀疑电报搞错了，后来经过反复核实才知：这居然是真的！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闭幕式。这次历时50天的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党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在随后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来自冀南根据地的宋任穷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一任命在党内引起关注，因为当时宋任穷正在冀南前线指挥作战，对这项任命事先并不知情。 1909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乌石垅村的农民家庭。1922年考入浏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接受现代教育。 毕业后先后在本地私塾和小学任教，这段经历让他接触到五四运动后传播的进步思想。 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期间，宋任穷在浏阳县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职业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宋任穷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1930年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三十四师一零二团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长征途中先后担任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红军大学特科团政委等职务。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他展现出较强的政治工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任穷被派往冀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年宋任穷率部挺进冀南平原，当时冀南地区日军据点密布，国民党军队溃散，社会秩序混乱。 宋任穷带领工作队在南宫县建立第一个抗日政权——南宫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后组建冀南军区，担任军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陈再道配合，开展平原游击战。 1942年华北地区遭遇严重队帮助农民种地，开展纺织运动解决穿衣问题。他本人住在破庙里，与战士同吃同住。 在反"扫荡"作战中，宋任穷指挥部队采取"敌进我进"战术，在敌人据点之间穿插作战。1943年夏季攻势中，冀南军区部队歼灭日伪军两千余人，收复部分失地。 中共七大筹备期间，中央委员会面临重要调整。1945年4月23日大会开幕时，共有正式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 会议期间，经过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决定增加部分新委员。这个调整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补充在抗日战争中涌现的优秀干部；二是平衡各根据地代表人数。宋任穷的任命反映了组织对冀南根据地工作成效的肯定。 考察内容包括根据地建设、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多个维度。宋任穷在冀南地区的工作符合这些要求：军事上成功建立敌后根据地；政治上完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建设；经济上组织生产自救缓解物资困难。组织部门通过实地考察和战报分析，对他的工作能力作出评估。 电报传达任命时，宋任穷正在枣强县指挥反"扫荡"作战。这封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绝密电报，首先送达到冀南军区司令部。 参谋长王蕴瑞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专人送到前线指挥部。宋任穷看到电报内容后，第一反应是可能存在误传。 他当即让通讯员找来最近一期党内通讯，核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随后又派人前往军区政治部核实电报真伪，经过多重验证才确认任命属实。 七大期间中央委员名单属于最高机密，候选人事先并不知情是普遍现象。此前也有其他干部在会议期间才得知调整任命的先例。 宋任穷的核查过程既体现组织程序的严谨性，也反映基层干部对重大人事变动的慎重态度。 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宋任穷继续留在冀南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率部迅速收复南宫、威县等县城。 1946年调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与组织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这段经历显示，中央委员会调整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着眼于干部实际工作需要。宋任穷在原岗位继续发挥作用，体现组织安排的连续性。 从更广视角观察，七大选举体现党的干部政策特点。正式委员中既有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层成员，也有来自各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 候补委员名单包含宋任穷、王震等基层经验丰富的干部。这种构成保证中央决策既能把握全局方向，又了解地方实际情况。 宋任穷的个案反映出，从基层工作起步，在斗争中积累经验，通过实际业绩获得提拔。这种选拔机制使党能够培养大批适合战争环境的干部。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宋任穷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共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等职务。 1949年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为全国解放作出贡献。他后来在西南局、第二机械工业部等岗位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回顾其成长历程，1945年七大的任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宋任穷的任命符合这种用人思路，既肯定其在冀南的已有贡献，也为后续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做准备。这种干部选拔机制为革命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