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几名美国中情局探员先后20次出现在一位中国老人的家门口，想要邀请老人前往美国工作，条件是让他成为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终身教授。 曾肯成第一次意识到事情变得不对劲，是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他走进旅馆房间，看到桌上多了一张纸条。字迹工整，内容简短：“我们了解你女儿的情况，可以提供最好的治疗。” 纸条旁，还放着一家美国私人诊所的宣传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把纸条夹进了随身的书里。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美国感受到异样。自从抵达美国参加那场国际密码学会议起，他的身边就开始出现一些不请自来的“朋友”。 最初是学术同行的热情寒暄，随后逐渐变成一些频繁出现的陌生人。他们自称是研究机构的代表，愿意邀请他留下，参与某项国家级项目。 曾肯成是带着任务来的。他在密码学领域已经有所建树，这次是应邀前来做学术交流。会议上，他曾对一个商用加密标准提出质疑，那是一次公开发言。 他讲得很细，分析也很到位，会场短暂地沉默后爆发出掌声。但从那之后，一切都悄悄改变了。 有一次，他刚从超市回来，发现一位穿西装的男子站在房门口，微笑着说自己来自某联邦部门，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为他提供“更合适的发展平台”。 对方提到德州农工大学，说可以让他担任终身教授，还会提供一套设施完善的独栋住宅。 曾肯成听完，没有表态。他说自己只是来学术访问的，没计划久留。男子点头，递上一张名片，说：“我们等你改变主意。” 他换了住处，对方依然找到他。这一次，对方直接带来一份文件，是关于他女儿病情的分析报告。他一页页翻着，看着那些医学术语，沉默许久。对方说，美国可以无条件为他的女儿提供治疗，直到康复为止，所有费用全免。 他知道对方已经查得很清楚。他的女儿自70年代末患病以来，他为治病四处奔波、代课挣钱，组织上虽有资助，但仍无法根治。这是他的弱点，对方拿得死死的。 之后的日子，他更加小心。他不再独自外出，晚上拉上厚重的窗帘，定时拨打一些熟人电话，保持联系。他没有直接联系国内，而是通过几个熟悉的美国学者侧面传递消息。他告诉他们，如果有可能，请协助联系中国使领馆。 整整两个月，中情局人员前前后后找了他二十多次。有时是两个人，有时是一群人。他们提出的条件越来越丰厚，有一次甚至说：“不管你开多少条件，我们都可以谈。”曾肯成始终没有答应，也没有翻脸，只是一次次委婉拒绝。 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个晚上。他在街边买了杯咖啡，一个穿便装的人走近他说：“如果你不合作，可能会出一些意外。”说完就走了。他回到房间后，把所有资料整理好，准备在最短时间内提交给中方。 就在这时，中国驻美使馆打来电话。对方语气平静，只问了一个问题：“你现在方便说话吗？”几天后，他被正式接走，离开了那家旅馆，直接前往机场，没有带行李。 飞机降落北京那一刻，他才松了一口气。他没回家，而是直接向有关部门汇报了在美期间的所有接触记录。他说对方早就调查了他的背景，从学术履历到家庭情况都清楚得吓人，尤其是女儿的病，成了美方软硬兼施的切入口。 实际上，在赴美之前，曾肯成已经历过一次选择。那是他在苏联留学期间，国内局势复杂，有人劝他别回来了，说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可他没有犹豫。 尽管在苏联的研究任务还没完成，他还是踏上了回国的列车。他说：“我总得回去看看，不然总有人说我是逃的。” 回国后，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课程深奥，却因风趣的讲解方式而广受欢迎。他讲密码学不用教案，讲定理像脱口秀，中途出错会自嘲一笑，说：“哎呀，错了，应该这样算。”学生都记得那个轻松幽默、又思路清晰的老教授。 他喜欢读书，不限专业。文史哲样样涉猎，说话常常引经据典，有时候一个课程结束，学生讨论的不是公式，而是他讲过的一个故事。 直到很多年后的一次公开活动上，有人提起那段往事，他才轻描淡写地讲了出来。他说，最怕的是没人知道他被困在那里；一旦回不了国，那就不只是一个学者的问题，而是一整个系统的隐患。 他说他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没有答应那些人。他相信总会有人来接他，他只要等。他也没有恨过那些来找他的人，每个人都有任务，而他只有一件事要守好——自己的专业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