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宣布放弃1200亿日本战争赔款，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而毛主席只是淡然地说了放弃。多年后，国内外人士才明白，毛泽东是多么高瞻远瞩...... 田中角荣抵达北京，站在舷梯下的那一刻，他知道此行的每一步都关系重大。 来华之前，他已经在国内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日本战后经济虽有复苏，但要拿出高达1200亿元人民币的战争赔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金钱负担，更是一道政治门槛，他必须想办法让中国放弃这笔账。 会议刚开始时，气氛就有些紧张。田中角荣在一次正式场合中提及历史问题，用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想把战争的惨剧轻描淡写地带过，没想到翻译把他的“战争伤害”翻成了“造成一点麻烦”。 在场的中方人员脸色顿时变了，有些人当年就在抗战前线，听到这样的话自然火冒三丈。有人手已经握紧了茶杯，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周恩来坐在主位，听完翻译的说法没表情地瞥了一眼翻译，然后不动声色地用流利日语与田中角荣对话，很快便澄清了意思，解开了误会。 他知道，这场会谈不能因为语言上的瑕疵而功亏一篑。翻译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职业水平不到位，但这点火星差点点燃整场谈判。 表面上是谈邦交，其实最难的是历史。赔款问题早就摆在那里。二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曾表态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但那一纸声明并未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未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正式松口。此番会谈，自然绕不开这个问题。 不过田中角荣也早有准备。他在日本国内已经讨论过很多方案，大量现金不现实，或许可以用技术、设备来替代，但日本方面也明白，中国现在对低端设备没兴趣，真正要的是技术和承认。 田中角荣提出，“可以按照当年的协议执行”，话里带话，希望中国自己给个台阶下。 会议桌另一头，周恩来始终冷静地倾听。他知道，毛泽东已经给了明确指示。赔款可以不要，但有条件。 第一，日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二，要为中日关系打开实质性合作的大门，不是一句“愿意合作”就够，而是要拿出真本事来。 就在几天之后，毛泽东亲自作出决定，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款。没有讨论，也没有留下商量余地。他在一场内部会议上只说了两个字：“放弃。” 这个决定传达下去后，不少干部都愣住了。1200亿元人民币，什么概念？当时全国GDP也不过几千亿，能建多少厂？能养多少科研所？但没人质疑，毛泽东既然决定了，就有他的理由。 确实如此。在当时那个年代，中国刚刚重返联合国席位，和美苏的关系复杂多变，急需打破国际孤立。 日本如果能第一个站出来，带头与中国建交，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无疑是一大推动。毛泽东考虑的从来不只是眼前的钱，而是全球格局的走向。 再说了，就算日本同意赔款，钱也未必能真拿到手。历史上，日本有过用“设备赔偿”代替现金的先例，送过很多落后的工业机器到别国当赔款，不仅没用，还占了地方。 中国当时缺的是核心技术，不是废铁。要是真接受了这些赔偿，说不定得不偿失，变成了笑话。 还有更现实的因素。日本战后走的是和平路线，民众反战情绪很强，真让他们赔偿巨款，结果只能是政治动荡。 毛泽东清楚，日本人跟当年侵华的军人不是一回事，要处理好中日关系，不能用账本翻旧账。 田中角荣这趟来中国，某种程度上就是赌一把。美国已经有接触中国的意图，但尚未公开发力。日本如果动作快，不但能抢占外交先机，也能在经济上占据先行优势。他愿意冒险，但需要中国给他一个能交代的结果。 而中国这边，也正好需要一个突破口。从“闭关自守”走向“打开国门”，必须找一个合作对象。日本的技术、资本、市场都对中国有吸引力。这个交换不只是放弃赔款换邦交，更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合作的基础。 联合声明签署前夕，中日双方都已经明白彼此底线。中国不再追究战争赔款，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与之建交。双方以一种“各退一步，步步为赢”的方式达成了历史性成果。 那天晚上，北京灯火通明。中方代表团与日方人员共进晚宴，席间不再谈战争，也不再提赔款。所有人都知道，该谈的已经谈过，该定的也已经定下。 这场谈判后来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很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外交策略，也纷纷在接下来的几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日本方面，也迅速派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入中国，帮助建设多个项目。 赔款虽然没有兑现，但日本的高端技术和设备却陆续进入中国。不少中国工厂第一次使用进口自动化设备，就是通过这段合作。技术和资本的涌入，让中国的某些产业加快了发展，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基础。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没有现金交易的赔偿。毛泽东、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各有所图，但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战争的账没有真算，但一段新的中日关系自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