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有个“伙夫”和大部队走散，被解放军拦下了，解放军看他年纪大，就发了2块银元让他回家，没想到这个伙夫，竟是国军的军长！ 1949年1月31日清晨，北平街头寒风凛冽。穿着一身笔挺将官礼服的安春山，坐在吉普车里缓缓驶过前门大街。 车刚过鼓楼口，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突然拦下车，手里举着本子：“将军，能给我签个名吗？”安春山定睛一看，竟是几年前在张家口战乱中误抓过的那位教书先生。 他红着脸，接过本子签了名字，回头吩咐司机：“慢点开，让老百姓都看看。” 就在三个月前，他还不是光鲜的将军，而是一个满脸风霜、被误认成“伙夫”的逃兵。那天他刚从山沟里爬出来，浑身是土，军装破得像麻袋片，腰里还别着半块硬得像石头的窝头。 解放军检查时，他装作老实农民，被一名战士塞了两块银元放行。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国民党104军军长安春山。 北平的冬天越来越冷，傅作义的府上却一天比一天热闹。他每天都要接待前来“请战”或“请降”的军官。有的要粮，有的要电台，还有的干脆带着《论持久战》来换军饷。 安春山三天两头往那儿跑，话不多，提着一只旧皮箱，说是给弟兄们“发精神食粮”。 就在傅作义烦不胜烦的时候，92军军长黄翔也开始变得沉默。他原本是黄埔六期生，蒋介石派来做傅作义身边的监军，军纪严，脾气冲。 可自从在南苑机场见到总统专机、钢琴、红酒，还有一封烫金通行证后，他变了。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被警卫扶回住处时，嘴里骂着：“这是打仗吗？这是送葬！” 变故发生在1948年11月。郭景云部被围，104军奉命前往救援，安春山亲自带队。刚到下花园，突然遭遇解放军整编35军。安春山的吉普差点被打烂，他跳进山沟才捡回一命。 等他爬出来时，部队已溃散。几百号人四处乱窜，他灵机一动，谎称“伙夫”，混在难民中才逃进北平。 黄翔那边则是在一个清晨接到了老上司侯镜如的密电。地点在北平饭店，侯镜如拿出一份中共起草的《北平和平解放方案》。黄翔翻着文件，嘴唇紧抿，手指把红木桌的边角抠出了木屑。 天津失守的消息是在12月22日传来的，炮声隐隐震动北平城。参谋长李世杰冲进书房，手里是塘沽防线失守的电报。电话又响，说35军被围，郭景云自焚殉国。傅作义放下毛笔，打电话给西柏坡，说：“我要见毛主席。” 1月15日，傅作义乘专机飞抵石家庄机场。村口的石碾旁，毛主席递给他一块烤红薯，说：“傅将军来得正好。”几小时的长谈后，傅作义决定接受和平改编。 回北平后，他召集黄翔和安春山等将领开会，宣布和平方案。黄翔第一个敬礼表态，安春山说，今晚部队全部撤出防线。 那时北平城内还有不少中央军、杂牌军，人心惶惶。而安春山的部队已经悄然让出了所有阵地，没有鸣枪，没有交火。 从那以后，命运就此改写。 黄翔和平起义后被调入水利部，主持十三陵水库建设。他爱好摄影，退休后成了老年摄影协会会长，八十五岁赴美办影展时突发心梗去世。 安春山被安排到绥远搞交通建设，1978年平反，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临终前还在为草原生态奔走。李士林，这位出身保定军校的儒将，在1958年张家口视察水利工程时，为救落水工人牺牲，年仅六十岁。 故事的开头，是一个老兵在寒风中被解放军放行；故事的结尾，是和平的队伍驶入北平街头。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不只是枪炮，还有判断与抉择。而那句“我是伙夫”，成为了那个冬天里最出人意料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