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谁曾想到，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1977年夏夜，内蒙古五原县红柳圪垯村的土屋里，昏黄的油灯摇曳着微光。32岁的刘琦坐在新婚的炕头，身旁是刚娶她的农民刘三海。她低声说：“你对我好，我就扎根在这儿。”

这话像一颗种子，埋进了泥土，也埋进了她心底。可谁能想到，十八年后，那个曾满怀希望的女人，竟端起一碗农药，泪水混着苦涩咽下，留下一句刺痛人心的遗言：

“嫁给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为何从满腔热血走到绝路尽头？

刘琦不是普通的农村媳妇，她是1965年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从城市奔赴内蒙古的知青。那年她才20岁，瘦弱得像一阵风就能吹倒，可眼里却燃着改造乡村的火光。红柳圪垯村，名字听起来诗意，实则是个黄沙漫天、庄稼稀疏的穷地方。

她初来乍到时，连锄头都握不稳，手上磨出水泡，晚上疼得睡不着。可她咬着牙学农活，教村里人识字，甚至用自己带来的小收音机给大家讲外面的世界。乡亲们都说，这个城里来的小姑娘，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刘琦本可以留在城里，可她偏偏自愿报名，带着一腔热血来了这里。她曾幻想，自己的努力能让这片贫瘠的土地开出花。可现实像一把钝刀，慢慢磨灭了她的梦。

197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许多知青陆续返城，她却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卡住，留在了村里。那一刻，她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望着远去的同学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掉。她开始怀疑，这片土地是不是她的坟场？

就在刘琦心灰意冷时，刘三海闯进了她的世界。他是个高大魁梧的庄稼汉，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笑起来露出两排大白牙。他追了刘琦好几个月，每天扛着锄头路过她家门口，总要停下来搭几句话：“琦儿，天热，多喝水，别累着。”

他的憨厚和关心，像一捧清泉浇在刘琦干涸的心上。她想，也许在这穷乡僻壤，能有个依靠也不错。于是，1977年的夏天，他们结了婚。

新婚夜，刘三海笨拙地给她倒了碗水，红着脸说：“我没啥文化，但会疼你一辈子。”刘琦信了。可甜蜜没持续多久，噩梦就来了。婚后第一年，刘琦生了个女儿，刘三海的脸就沉了下来。

他摔了碗，吼道：“生个丫头片子有啥用？得要儿子！”第二年，又一个女儿降生，他直接从哥哥家“借”了个男孩，逼刘琦养着。从此，家里的空气里满是火药味。刘三海开始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刘琦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连两个小女孩都被他踹得哇哇哭。

她劝他，他却冷笑：“女人就该听男人的！”

1980年，刘琦终于等来一丝曙光。她被村里学校聘为代课老师，白天教书，晚上种地，日子苦得像嚼黄连，可她挺住了。学生们喜欢她，家长们夸她，连村干部都说：“刘老师是个好样的。”

可这份光亮，却成了刘三海眼里的刺。他开始造谣，说刘琦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甚至教唆二女儿在村里嚷嚷：“我妈不要脸！”刘琦站在讲台上，听到孩子们窃窃私语，脸红得像火烧。她想离婚，可那年代，农村女人离了婚就是“破x”，她只能忍。

日子一天天熬，到了1996年春节前夕，醉酒的刘三海又一次动手。他抄起木棍砸在刘琦背上，她疼得蜷在地上，耳边是他恶狠狠的咒骂：“你个j人，活着干啥？”那一夜，刘琦坐在灶台前，盯着桌上那瓶农药，脑子里翻腾着十八年的委屈。她是不是该结束这一切？可三个孩子怎么办？她还能不能再撑下去？

那是个滴水成冰的冬夜，屋外北风呼啸，卷着黄沙拍打着破旧的窗棂。刘琦的手冻得发紫，指甲缝里还嵌着白天干活留下的泥。她端着农药的手抖个不停，瓶子上的标签已经模糊，只剩“毒”字刺眼。

她想起刚来村里时，自己穿着单薄的棉袄，在雪地里摔了一跤，爬起来还笑着说：“没事，我能行。”如今，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屋里，孩子们睡在炕上，小儿子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娘”。

这一声，像刀子捅进她心窝。

最终，刘琦还是喝下了那碗农药。她倒在灶台边，嘴里吐出最后一句话：“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村里人发现时，她已经没了气息，脸上还挂着泪痕。她的死，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激起一阵议论，可很快又沉寂了。

刘三海照旧喝酒打牌，三个孩子在贫困中长大。

刘琦的故事让人叹息，她从满怀理想的知青，到被现实碾碎的农村媳妇，折射出那个年代女性的无奈。

1970年代末，内蒙古知青返城政策确实因某些问题卡住不少人，而农村重男轻女的风气也让无数女性陷入暴力婚姻。据统计，当时中国农村女性因家庭暴力自杀的案例不在少数。

刘琦的悲剧，不是个例，而是时代的一道伤疤。她的选择虽极端，却也提醒我们：珍视生命，远离伤害，才能不让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