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受迫害的犹太民族，在获得国家主权后，却对另一民族实施种族灭绝的政策！所谓的巴以分治决议，本质就是将原本属于巴勒斯坦55%的土地，划给仅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从难民建国到领土扩张，1948年以色列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这场被以色列称为“独立战争”、被巴勒斯坦称为“nakba（灾难）”的冲突，导致7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 此后的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通过军事优势逐步控制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及戈兰高地。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在联合国决议明确要求撤军的情况下，持续在占领区修建定居点，将巴勒斯坦人挤压至碎片化的“飞地”。 如今的加沙地带，230万人口挤在3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色列实施的封锁使其成为“露天监狱”。 2023年10月爆发的冲突中，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已造成数万人伤亡，联合国报告指出其行动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曾经受迫害的犹太民族，在获得国家主权后，却对另一民族实施系统性压迫，这种角色转换的吊诡性，暴露出权力缺乏制约时的危险倾向。 善意如何避免走向反面？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里，至今陈列着犹太女孩瑞秋·埃森伯格的照片。 她在上海学会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侬”。 这段跨越战火的友谊证明，人类的善意本可超越民族界限。但巴以冲突的恶化警示我们： 其一，历史正义不能以新的不公来实现。 犹太民族对家园的渴望，不应建立在剥夺巴勒斯坦人生存权的基础上。 1948年联大181号决议的缺陷，在于将难民问题解决与领土切割强行绑定，忽视了原住民的合法权益。 其二，权力需要边界，正义需要平衡。 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使其逐渐偏离“防卫型国家”定位。 2023年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更将巴勒斯坦公民定为“非主体民族”，这种制度性歧视成为冲突激化的深层原因。 其三，国际社会的集体责任不容推诿，从1974年联合国承认巴解组织，到2024年安理会涉加沙决议多次受阻，大国博弈使巴勒斯坦问题长期陷入“司法停摆”状态。 当年各国接纳犹太难民时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处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时却显得苍白无力。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当铭记：真正的文明进步，不是重复“以眼还眼”的悲剧循环，而是学会在追求自身权益时，尊重他者的生存尊严。 上海虹口区的犹太难民旧居墙上，至今留有中犹双语的“和平”字样，这或许是对当下最好的警示。 这段历史叙事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当善意缺乏对多元正义的考量，当人道主义被简化为单一民族的救赎叙事，便可能在现实政治中异化为新的压迫工具。 您对这种历史吊诡性有何新的思考角度？欢迎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