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4岁的钱学森，带全家回国。船到夏威夷时，有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指着钱学森，质问船长：“知道他是谁吗？竟让他住三等舱！”

这句质问，如同惊雷般划破了1955年9月17日太平洋上空宁静的氛围。克利夫兰总统号巨轮，载着这位饱经风霜的科学家，正从洛杉矶驶向香港。彼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位蜷缩在三等舱的乘客，将如何改写一个国家的命运。五年前，他递交了归国申请，却随即被冠以“间谍”的罪名，八箱书籍资料，两千多斤，被美国海关扣留。

帕萨迪纳的家中，联邦探员昼夜监视，连邮箱里的广告单都要仔细检查。一份监视报告，精确记录着：“钱先生进入杂货店五分钟，买了面包和黄油。” 这荒诞的场景，如今依然静静躺在国家档案馆里。特米诺岛监狱的寒冬，十五天不眠，强光灯昼夜闪烁，每十分钟一次的查房，让他消瘦了三十斤，嗓音嘶哑。五年间，他每月向移民局报到，电话被监听，与中国人交谈便会被盘问。

所有这些磨难，都比不上那份来自故乡的慰藉。一位老教师寄来一本《工程控制论》中文版，扉页上写着“抛砖引玉”四个字。他抚摸着书页上的铅字，独自坐了一夜，烟雾缭绕中，思绪翻涌。

转机发生在1955年六月的一个菜市场。钱学森的妻子蒋英巧妙地摆脱跟踪，发出一封电报，辗转送达周恩来总理手中。三个星期后，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中方代表提交了十一个美军飞行员的名单。这出乎意料的举动，促使美国最终松口，以钱学森换取这些飞行员。五角大楼的报告这样评价：“这笔交易如同用五个坦克师换取一个炊事班。”

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还留着钱学森未带走的纸箱，同事们以为他会带走珍贵的仪器，没想到他带走的，是八百公斤的手稿。移民局上船前三次搜查，只找到《农业知识手册》和《本草纲目》。谁也不会想到，那些草稿纸上的公式，正在太平洋上，化为东风导弹的理论基石。

夏威夷，那位老太太的质问，引发了短暂的波澜，钱学森被安排到头等舱。但他整夜凝视着北斗七星，在计算着什么。随船人员回忆，他总揣着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各种数字。美国曾许诺绿卡，开出三十万美元的年薪，允许他接触绝密文件，但他最终在听证会上坚定地说：“我是黄帝子孙。” 他对挽留他的老同事说：“国为根本，没有根的树开不出花。”

二十天的航程，他整理了二十本笔记，甚至在餐厅用番茄酱画轨道曲线。香港海域，引水船出现时，他的箱子里已装满了关于导弹推进器的设想。他回忆这段旅程时说：“船晃得厉害，但想到祖国海岸线，手就不抖了。”

国庆节刚过，他来到科学院的临时办公室，在黑板前站了二十八小时，写满了四遍粉笔才肯休息。三个月后，第一枚导弹在酒泉升空，那燃料配比方案，正是他航程中构想出来的。美国人后来分析缴获的导弹残骸，发现喷嘴曲线与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发表的论文数据惊人相似。

钱学森得知此事，只是笑了笑：“公式本来就在那儿，能算出来的人自然算得出来。” 那位老太太，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先驱，在日记中写道：“那个中国学者眼睛里有火，不是实验室的酒精灯，是火山深处的熔岩。” 钱学森寄给她的明信片，在旧金山海关被扣留了十年。如今，北京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他那张泛黄的三等舱船票，票价栏上，还留着美国海关的蓝墨水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