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红军攻进四川达县，缴获一批战利品，战士们翻箱倒柜，把一堆沉甸甸、亮闪闪的金属当破铜烂铁扔了，有的垫床腿，有的扔粪坑。 后来一查，竟然是几块大金砖，总经理部主任郑义斋气得脸都青了，赶紧让人翻粪坑回收，这场闹剧背后，藏着红军当年吃不饱、穿不暖的窘迫，也藏着一场革命队伍里的小插曲。 当年红军西征，打的是仗，拼的是命，可最难熬的不是敌人，是没饭吃，中央苏区被围困时，粮食短得很，连盐都不够，战士每天吃稀饭就咸菜，一人每月就几毛钱伙食。 为了能维持部队运转，部里定下“三大任务”，其中一个就是“打土豪筹款子”，红军进村，首先要摸清哪里有地主，哪里藏银元。 一声号令，队伍就冲进大户人家，搜粮、收银子、抄家底，可到了后期，土豪不是跑了就是藏得深，再想从他们身上刮油也难了。 富农和商人成了接下来的“目标”，可这帮人不像土豪那么好对付，富农有地有粮，也有人脉，动他们一下，周围百姓就议论纷纷。 红军知道不能把鱼塘里的水全抽干，于是有人提议少打点，讲点政策，毛泽东当时在文件里写了，要“区别对待，打击极恶地主，保护中农富农”。 但打仗急，执行起来难免走样，有些地方干部不懂政策，一律抄家，结果还真闹出不少麻烦。 达县这次缴获，场面挺大，守军一溃退，红军一脚踹开刘存厚的宅子，打开箱子就傻眼了：满满的金条、银元，还有几块四四方方的金属块，光滑发亮。 他们没见过这玩意儿，一琢磨，大概是哪家铜匠打下的边角料，没多大用，于是，垫床腿的垫床腿，嫌碍事的干脆扔了。 陈锡联那时才20岁，带着一队人守着宅子，他拿了一块垫在床脚下，还说这玩意沉实。 这事传到郑义斋耳朵里，他是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的头儿，管物资调配，一听金砖被垫床腿，气得直冲现场。 一看那东西，眼睛都直了：纯金的，货真价实！郑义斋没吭声，立马找人把几户房子翻了个底朝天，还真从粪坑里挖出几块来。 他还亲自监督清洗，边洗边训话：这是缴获，是公家东西，谁动了就按纪律处理。 其实，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红军大部分战士出身贫苦，有的连铜元都没摸过，更别说金条金砖。 有个战士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打仗回来分粮，有人分半斗米就高兴得不行，谁想过金条能买多少米？”战士们不识货，真不是偷懒，而是眼界问题。 他们见多了锅碗瓢盆、锄头扁担，对这种发光发亮的东西，根本没概念。 老百姓看到这事，有人笑，说红军也有“土包子”，不过也有人担心，这要是分错了，金条落在私人手里可咋整？ 部队赶紧出台新规定：缴获必须归公，设专人登记清点，连银元都要按编号上报。 红军还搞了个“经济民主”制度，专门有士兵委员会看账，谁私藏一针一线都得被点名，每次开大会，物资分配都要念一遍账本，连一块布料都清清楚楚。 这事闹完后，红军高层开始反思。不能再靠战士自己判断贵重物资了，得设立专门的人负责识别金银珠宝。 后来，军区里专门成立了个物资清理小组，凡是缴获的金属、布匹、药品，全都得过这一关，郑义斋的名字也在部队里传开了，大家都说这人眼尖、能管事。 陈锡联也因为这事被“提醒”了一顿。他那会儿年轻，不懂事，后来成了高级将领，还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事，说是他“最尴尬的一次经历”。 当时他说：“谁见过金砖长啥样？我还以为是铁块，结实得很。”他没受处分，但被要求写检查，从此对缴获物资比谁都谨慎。 红军吃过这个亏后，开始改政策，单靠打土豪、抄家是没法长期搞经济的，他们开始尝试发行纸币，办合作社，还搞生产自救，自己种菜、磨面，慢慢缓过气来。 那时候的“苏区银行”就是这么出来的。再后来，“查田运动”也开始讲政策、分等级，谁是地主，谁是富农，一查到底，按本分办事。 也有部队试着和商人合作，不再一味打击，而是搞“保护富农政策”，有人出粮出布，就给他发证明，承诺不抄家。 这样一来，地方经济没垮，红军粮草也不断，这些制度后来成了红军财务制度的雏形。 从达县那次“金砖垫床腿”开始，红军队伍意识到，不能光靠打，还得会管，一块金砖引发的闹剧，背后是制度不健全、经验不足，也反映了一个农民军从草根走向正规军的必经过程。 郑义斋掏粪坑捞金砖的画面，如今看起来既可笑又心酸，但就是这样的队伍，硬是一步步走过来，走出了根据地，走出了长征，打出了新世界。 参考资料： 金冲及.《陈云传》[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