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000多名中国警察，被6个日本兵押往南京城郊屠杀！有人说：“如果有一个警察反抗，就不会团灭！”可如果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就知道这样的说法太过天真…… 别说两千个警察，就是两千个普通老百姓，面对六个敌人，怎么看都有以众凌寡的胜算。 吐口唾沫也能把对方淹了，一人一口唾沫星子也能把对方砸晕。这是我们基于常规逻辑和血性的第一反应。 很多人会想，哪怕没有武器，一人搬块砖头，一人挥起拳头，也能砸出一条生路吧？ 这种想法，是人之常情，因为它基于我们对“人多力量大”的朴素认知，以及对同胞遭遇的痛心疾首。但历史的残酷，往往就发生在这种“常理”被彻底颠覆的时刻。 那么，为什么那两千多名本应是城市守护者的警察，最终却如同温顺的羔羊般走向了屠场？答案就藏在1937年冬天的南京城里，藏在侵略者沾满鲜血的屠刀和精心编织的谎言里。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这座曾经的中华民国首都，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在此之前，守城部队已经浴血奋战，伤亡惨重，士气低落。 那些奉命留守或未能及时撤离的警察们，目睹了军队的溃败，经历了炮火的洗礼，早已不是平日里精神抖擞的模样。 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普通市民一样，饥寒交迫，身心俱疲，对前途充满了迷茫和恐惧。国民政府当时的户籍管理本就混乱，战时更是陷入瘫痪，许多人的生死存亡都难以追踪。 更致命的是侵略者那套“先礼后兵”的阴险伎俩。日军进城后，并没有立刻对这些警察举起屠刀，反而摆出了一副“管理者”的姿态。 他们发布公告，要求警察前往指定地点集中登记，声称要发放“良民证”，甚至许诺给他们安排工作，协助维持残破的秩序。 田伯烈先生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就曾引用一位目击外侨的信件，描述了在金陵大学内进行的所谓“登记”手续，这种登记往往伴随着欺骗和甄别，许多被认为是“可疑”或“曾当过兵”的青壮年因此被拉走处死。 在那种绝望的环境下，任何一丝看似能够活命的机会，都会被人死死抓住。这些警察，可能真的以为，只要顺从，就能换来一线生机。 他们被剥夺了反抗的武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国际友人曾为警察争取携带手枪的权利，但日方强硬拒绝，只允许他们携带警棍。 手无寸铁，面对凶残的侵略者，他们内心的防线早已在饥饿、疲惫和无尽的恐惧中一点点瓦解。 当他们被那几个日本兵押送着，走向所谓的“集中点”时，可能还心存幻想。 但当他们抵达汉中门外、草鞋峡、燕子矶等屠杀现场，看到四周早已架起的机枪和荷枪实弹的日军时，所有的幻想瞬间破灭。 根据战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定，仅在汉中门外，就有两千多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被日军用机枪密集扫射后纵火焚尸。 幸存的交通警察伍长德，就是在机枪扫射时扑倒在尸堆中，背部被日军补了一刀，才侥幸逃生，他的遭遇和受伤的照片，也被收录在了《拉贝日记》中，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 原中国军队第87师准尉仲科在司法部避难时被俘，他亲眼看到约200名警察被麻绳捆绑着押往城外，十分钟后便传来密集的机枪声。 在这种情况下，谈何反抗？他们已经被解除了武装，押送的日本兵看似人少，但屠场周围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当身边的人成片成片地倒在机枪的火舌之下，那种视觉和听觉的冲击，那种生命瞬间消逝的恐怖，足以让任何未经特殊训练的人丧失反抗的勇气和能力。 诚然，个别警察在最后一刻试图反抗，甚至夺过枪支，但无一例外，他们很快就被蜂拥而上的日军子弹打死。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梅秀英的哥哥梅家炳，一个普通的百货店售货员，在路上抱着自己3岁的儿子都会遭到日军的无端阻拦和杀害。 连手无寸铁的平民尚且如此，那些被集中起来、手无寸铁的警察，又能有多少生还的可能？日军甚至会将屠杀“合理化”，将尸体抛入江中进行所谓的“清理”。 日军南京碇泊场司令部的太田寿男供述，他们曾指挥士兵处理了多达十万具尸体。这些冰冷的数字和细节，都在诉说着那段历史的残酷。 所以，当我们今天回望那段浸透了血泪的往事，与其轻易地发问“为何不反抗”，不如更深入地去了解历史的细节与当时的绝境。 他们不是没有求生的欲望，也不是没有血性，而是在国家积弱、强敌入侵、信息隔绝、武力悬殊、阴谋欺骗的多重绞杀下，失去了任何有效反抗的可能。 信息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期间手无寸铁的数千警察，惨遭日军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