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20日，最后一批中越战俘交换现场，一名年轻的越军俘虏慢慢走向边境，就在即将跨过国境线的时候，他突然停住，出人意料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越南人满脸尴尬的注视中大声朗读：“我拒绝遣返，我要留在中国！” 这个举动像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越南代表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中国这边的边防战士也悄悄握紧了枪杆。 许开良却像没看见这些反应似的，攥着那张写了半个月的申请书，手心里全是汗， 他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从此再也不能踏上故乡的土地。 许开良的过去像他军装上褪色的补丁一样斑驳，在河内郊区的贫民窟里，他从小跟着母亲在纺织厂干活。工厂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红得刺眼，可他们家连吃顿饱饭都难。 父亲在抗美战争中瘸了腿，每月领的抚恤金买不起止痛药，十八岁那年，母亲累死在织机前，手里还攥着没织完的布匹。 参军是穷小子唯一的出路，许开良在部队里见过太多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有的为家里减了税赋欢天喜地，有的指望军饷给弟弟妹妹买课本。 可等真上了战场，他们才发现自己连双像样的胶鞋都没有，中国军队的炮火打过来时，许开良正蹲在战壕里啃发霉的玉米饼，被俘那天，他反倒松了口气，至少不用饿着肚子打仗了。 在中国的战俘营里，许开良经历了人生最大的震撼，他见过中国士兵把受伤的越南战俘背下山，见过炊事班给俘虏加餐时自己啃窝头。 最让他睡不着觉的是那次参观，战俘管理所组织他们去附近的农场劳动，田埂上歇晌的老农递给他根旱烟，用云南土话问："你们越南后生也兴包办婚姻不？"许开良愣了半天才明白，这些中国人真把他们当人看。 交换战俘的消息传来时，许开良整宿睡不着，他摸着胸口缝着全家照片的内袋，想起妻子临死前蜡黄的脸。 那年她怀着孕还要去修水渠，公社干部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结果孩子早产，公社诊所连片退烧药都没有，现在要是回去，等着他的除了高利贷，就剩那间漏雨的茅草房。 那天过边境时，许开良故意走在队伍最后，云南六月的太阳晒得人发昏，他盯着前面俘虏们磨破的鞋跟，突然想起在战俘营学的《国际歌》。 当越南代表开始点名时，他感觉裤兜里的申请书像块烧红的炭，等念到自己名字时，许开良的腿像钉在了地上。 这个头一开，队伍里又有七八个人站住了脚，越南代表急得直扯领口，中国这边的外事干部赶紧过来打圆场。 后来据《人民日报》当年报道，这次交换共有13名越南战俘自愿留华，全部经过严格审查后安置在云南各地。 许开良被分到红河州个旧市，头半年在锡矿厂当搬运工，他总低着头不说话，矿上的老师傅看不过去，休息时拉他喝苞谷酒："小许啊，心里有事别憋着。" 许开良捏着酒碗，突然用越南话骂了句脏话，把老师傅吓一跳，原来他恨的不是越南，是那些把老百姓往死里逼的官老爷。 1983年落实政策，许开良成了正式工人，他娶了个彝族媳妇，在厂区后山开了片菜地。 有回矿上组织看《高山下的花环》，放映结束全场哭成泪人，许开良蹲在电影院门口抽了三根烟，最后跟车间主任说："要是两边当官的都像梁三喜他娘那么明事理，当年也打不起来。" 九十年代下岗潮时，许开良在菜市场支了个米线摊，有老街坊问他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指着案板上新鲜的猪肉："要是在老家，这肉得留着过年供祖宗。" 如今他儿子考上了昆明理工大学，去年带回来个四川女朋友，老头喝多了就跟人显摆："瞧瞧，我这也算给民族团结做贡献了。" 中越边境现在立着好多界碑，许开良从来不去看，倒是每年清明，他都会在自家院里烧点纸钱。 火苗窜起来的时候，他总嘀咕两句越南话，邻居说那是给他爹妈捎话呢，其实老头念叨的是："你们在那边要是过不下去了，记得到个旧来找我。" （信息来源：1980年《人民日报》关于中越战俘交换的专题报道；《云南省志·外事卷》1996年版；红河州档案馆馆藏《1979-1983年越南留华人员安置档案》）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