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决朱君友，可朱君友被带出牢房后却发现，负责押他上刑场的2名特务竟频繁朝他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

1949年寒冬的成都街头，三轮车夫老李像往常一样蹲在茶馆门口等生意。

他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突然听见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三辆蒙着帆布的卡车从将军衙门方向疾驰而过，车尾飘落的纸片被寒风卷起，打着旋儿落在他脚边——是沾着血渍的《大公报》。

这个平常的冬夜，即将揭开成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事情得从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说起，这个戴金丝眼镜的浙江人，在12月3日拿着手下递来的名单，用钢笔在杨超群交来的名册上划拉出"一律枪决"四个字。

笔尖戳破纸面的力道，就像他下令时咬牙切齿的狠劲儿。

当天夜里，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三个名字就被勾去了——他们被拖到王建墓的墓道里，子弹从后脑勺穿进去，在青砖墙上炸开三朵血花。

四天后更骇人听闻。关在将军衙门里的32个"政治犯"，被麻绳捆成串押上卡车。

这些读书人模样的汉子，有的眼镜腿断了用棉线绑着，有的还穿着露出棉絮的灰布长衫。

车子七拐八拐停在十二桥边的乱葬岗，特务们抡起铁锹现挖的土坑还冒着寒气。

据后来住在三洞桥边的王婆婆回忆，那晚她起夜时听见汽车马达声震得窗纸哗哗响，还当是国军又在搞演习。

要说这事蹊跷，还得提朱家那个"败家子"。

朱君友本来该在春熙路守着祖传的绸缎庄，偏偏跟着媳妇杨汇川搞什么"读书会"。

他爹朱茂先气得摔了三个景德镇茶碗——当初儿子非要娶这个十三岁就入共青团的丫头，老爷子就觉得要坏事。

果不其然，1949年11月那个雾蒙蒙的晚上，警察厅从朱君友身上搜出《新民主主义论》，直接给他扔进了死牢。

牢房里关的都是硬骨头，有个教国文的王干青先生，牙齿被打落三颗还哼着《义勇军进行曲》；搞油印传单的小赵，十个指甲盖都被竹签挑飞了。

朱君友和这些人在潮湿的稻草堆里互相打气，约好谁要是活着出去，得给大伙家里捎个口信。

可他们不知道，毛人凤的屠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

12月6日深夜，两个特务突然打开牢门，拎起朱君友就往外拖。

同牢房的徐孟生赶紧把他没吃完的半个锅盔塞进怀里——这成了后来确认死亡名单的重要物证。

经过其他牢房时，朱君友挨个拍打铁栅栏告别，结果发现押送他的特务边走边冲他挤眉弄眼。

等出了监狱大门，冷风里站着三个人：大舅哥杨夷甫、表弟，还有个穿中山装的生面孔。

这生面孔来头不小，是特务头子徐中奇的亲弟弟徐季达。

要说徐中奇这号人物，早年间不过是警察厅的文书，全靠朱君友的老丈人杨维提携才混上处长位置。

朱老爷子这回砸了十根金条，托杨维走了这层关系。

徐中奇倒也仗义，趁着毛人凤还没把朱君友的名字添进处决名单，连夜安排弟弟来接人。

朱君友捡回条命，可同牢的三十多个兄弟全折在十二桥了。

后来收尸的老乡说，王干青先生就义前吐掉嘴里的棉团，那声"共产党万岁"喊得刽子手手抖。

烈士们的血渗进冻土，开春后那片乱葬岗的野花开得特别艳，附近种菜的老农都说地里的萝卜比往年甜。

要说朱家少爷也是命大，当年在成都联中念书时，他就敢带着同学把"抵制日货"的标语贴到警察局门口。

后来开建筑公司当幌子，帮地下党转的钱能买下半条街的铺面。

最悬的是1947年结婚那回，新娘子杨汇川的花轿里藏着两箱机密文件，吹鼓手们吹的《百鸟朝凤》调子里，混着交通员传递情报的口哨声。

成都解放后，朱君友在烈士追悼会上哭得站不住。

那些在牢里跟他分吃霉米饭的兄弟，名字一个个刻上纪念碑时，他摸着冰凉的大理石面，总觉得手指头能触到他们温热的呼吸。

后来政府要给这位幸存者安排工作，他摆摆手继续当他的建筑商，只是把公司账本记得特别清楚——他说这是替牺牲的同志们看着新中国的建设。

2004年秋天，朱君友在省人民医院走完了87年的人生路。

护士收拾遗物时，发现枕头底下压着张发黄的名片，正面印着"汇川建筑社经理"，背面用铅笔写着三十五个人名，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生卒年月。

最底下有行小字："代我多看看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