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天，陈寿昌站在龙门山脚下，眼前只剩下四百来号人，个个衣衫破旧，枪也快打光了。 当时他还以为主力仍在江西与敌人鏖战，殊不知，就在不久前，主力已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湘江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主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而陈寿昌，却因为龙门山一役后电台被毁、通讯员牺牲，彻底同主力断了联系，成了一支在茫茫黑夜中孤军奋战的队伍。 他自己也受了不轻的伤，两根肋骨在战斗中被打断。身体的伤痛尚可忍耐，但与主力失去联系的焦虑，以及对苏区前途命运的忧思，如同巨石般压在他的心头。 湘鄂赣苏区，这片曾经红旗招展的土地，此刻正遭受着敌人几十个团的疯狂“清剿”，苏区面积急剧缩小，形势岌岌可危，到1934年7月，实际上已经成为游击区，红16师率先转入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就是在这样内外交困、几乎看不到希望的绝境中，陈寿昌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近乎“痴人说梦”的决定，不仅不能散，还要把红十六师重新撑起来！ 这个决定，源于他骨子里的那股子倔劲和对革命的赤诚。 陈寿昌原名陈希堪，1906年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书香门第，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他并非草莽英雄，而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1922年，16岁的他便考入上海电报局，后在郑州、武汉等地工作，并在1923年积极投身“二七”大罢工的声援斗争，1926年正式成为一名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上海，在李立三的引荐下接上组织关系，甚至一度在特科从事惊心动魄的情报工作，在顾顺章叛变的关键时刻，为保卫重要支点安全立下汗马功劳。 这些早年的革命经历，锻造了他坚定的信仰和非凡的胆识。 1933年，他被派往湘鄂赣苏区，担任重要职务。 临行前，临时政府要员在瑞金叶坪接见了他们，并殷切嘱托：“到达湘鄂赣苏区后，要把红旗撑牢，把红旗扩展，坚持武装斗争，巩固苏维埃，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根据地。” 这番话，像烙印一样刻在了陈寿昌的心里，成为他无论面对多大艰难险阻都决不放弃的精神支柱。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但由于缺乏战场信息，他错误地判断主力仍在江西坚持大规模作战，天真地以为国民党撑不了多久。 也正是这种“宁愿错，不愿停”的执拗，支撑着他没有选择放弃和消沉。 为了扩充红军，他派傅秋涛等人分赴鄂东南、通城、崇阳等地，四处搜罗被打散的战士和地方游击队员，哪怕是三五个人的小股武装，他都要收拢回来。 傅秋涛等人也不负众望，硬是拉回了近千人。同时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热血青年毅然加入红军队伍。 然而，陈寿昌坚持大兵团集中作战的思路，在当时敌人重兵围剿、苏区日益缩小、红军普遍转入游击作战的大背景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1934年6月底、7月初，由于错误判断形势，湘鄂赣省组织主力进行“六七月大转移”，试图向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的新苏区发展，结果途中屡遭强敌伏击，损失惨重，史称“六七月事件”。 这使得湘鄂赣根据地比中央苏区提前三个月进入了游击战争时期，即便如此，陈寿昌仍在困境中重建红十六师，并亲自随军指挥。 1934年11月，在指挥部队向西南发展、策应主力的突围战斗中，于崇阳县和通城县边境的老虎洞老鸦尖遭遇敌军主力。 激战中，陈寿昌在指挥部队冲锋时不幸胸部中弹，当晚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8岁。这位书生出身的革命者，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忠诚和承诺。 他牺牲后，苏区人民为了纪念他，还将崇阳金塘苏区为中心的地方命名为“寿昌县”。 陈寿昌虽然牺牲了，但他和他的战友们点燃的湘鄂赣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 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傅秋涛、徐彦刚等人继续领导红十六师和湘鄂赣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成为土革时期坚持最久的根据地之一。 这支在血与火中锤炼出来的队伍，后来也成为了、南方抗日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信息来源：湖北党史网《陈寿昌：为人民战斗，为革命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