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作为三国“毒士”，其智谋多以奇诡狠辣著称，但白衣渡江这招，本质并非单纯的智谋较量，而是对乱世生存法则的极端突破。贾诩一生游走于各方势力间，他的谋略核心是“自保与择主”，惯用离间、突袭等手段搅动局势，但这些都建立在当时的战争伦理框架内。白衣渡江却是彻底撕下了战争伪装，将欺骗用到极致，这与贾诩谋求“全身而退”的生存哲学背道而驰——他深知，用如此阴损之策，虽能一时得利，却会让献策者成为众矢之的，难以长久立足。 反观吕蒙设计白衣渡江，背后是东吴政权的战略焦虑。江东水师虽强，却始终被关羽扼住荆州咽喉，孙权急需打破困局。在这种绝境下，东吴不得不抛弃常规战术，以“道德破产”换取生存空间。而曹魏、蜀汉谋士即便想到此计，也不敢轻易提出。曹魏阵营需维护“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正统性，蜀汉更要坚守“兴复汉室”的大义名分，贸然使用这类手段，等于自毁政治根基，让对手抓住把柄群起而攻。 刘备东征时沿途“杀百姓”的说法，实则是战争与历史叙事的双重误读。夷陵之战中，刘备军队并非主动屠戮平民，而是在败退时被东吴追击，导致大量流民裹挟在战乱中伤亡。但这场战役因白衣渡江而起，东吴的背盟偷袭彻底激怒蜀汉，刘备打着为关羽报仇的旗号，实则是要维护蜀汉的战略安全与尊严。这也侧面印证了白衣渡江的恶劣影响：它不仅打破了吴蜀联盟，更让三国博弈从实力较量，升级为道德与生存的双重撕扯。在那个讲究“师出有名”的时代，白衣渡江就像一颗毒瘤，虽让东吴短暂获利，却也加速了三国乱世的倾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