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部近日宣布，将取消与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路易斯维尔市达成的警察改革协议。相关协议旨在解决警察系统性滥用职权及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司法部的决定引发美国舆论哗然，再次揭开美国社会一道久难愈合的伤疤。

5年前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幕让美国人记忆深刻：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一名警察膝下艰难发出“我无法呼吸”的哀求，最终死亡。弗洛伊德家属的代理律师本·克伦普近日痛斥，司法部在弗洛伊德去世5周年之际宣布这一决定，“对每个饱受警察暴力创伤却一再被虚假承诺欺骗的社区来说，都是当头一棒”。

5年来，美国在警察暴力下又出现多个“弗洛伊德”。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至少有1173人遭警察枪击丧生，创历史新高；美国警察暴力的受害者每年至少有30万人。美国学者和媒体指出，种族主义偏见、贫富分化、枪支泛滥和制度性偏袒等社会积弊共同制造了美国警察的暴力底色。同时，美国党争导致暴力执法沉疴始终无解。

5年前的“无法呼吸”，已变成美国社会的“漫长窒息”。

暴力执法的历史基因

“美国警察又杀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这令人意外吗？不。”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明尼阿波利斯分会前会长内基玛·莱维·阿姆斯特朗说，5年前得知弗洛伊德被跪颈而死时，她很痛心但并不惊讶。

阿姆斯特朗的“不惊讶”折射出美国警察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据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统计，2015年到2024年间，美国黑人被警察枪击致死的概率是白人的2.5倍；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在一些城市，黑人被警察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数十倍。阿姆斯特朗把美国警察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称作“出于种族动机的谋杀”。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有着深刻的历史基因。美国警察制度起源于18世纪。当时，美国南方出现由白人组成的奴隶巡逻队，负责追捕从种植园逃跑的黑人奴隶。这些巡逻队在追捕过程中被允许使用鞭打等暴力手段。19世纪，随着美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犯罪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一大难题。1838年，美国第一所警察局在波士顿成立，其目的是消除白人中产阶级对高犯罪率的担忧。美国“揭露真相”新闻网站一篇文章指出，从控制黑奴到保护白人财产，美国警察的角色就是通过控制少数族裔来维持社会秩序，“警察暴力构成美国所有‘秩序’和‘安全’的基础”。

种族歧视并非透视警察暴力基因的唯一视角。美国警务公平中心研究员贾斯廷·费尔德曼指出，美国贫穷白人也面临警察暴力威胁。随着社区人口贫困率的上升，警察暴力致死率也随之增加，最贫困社区比最富裕社区的警察暴力致死率高出3倍多。

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黑人等少数族裔及贫困人口难以获得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和就业机会，他们的聚居区往往治安更差，警察把这些区域定义为“高风险社区”，执法时更倾向使用暴力。

暴力执法是美国社会制度性不平等的延续，不仅让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面对更高危险，也进一步固化美国警察体系中的种族与阶级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说，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警察维护的是“白人至上主义、经济等级制度以及边境限制”。

暴力催生暴力

“在美国，警察枪击事件及更广泛的警察暴力与枪支泛滥文化紧密相关。”多年研究美国警务问题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教授迈克尔·谢拉-阿雷瓦洛说。

美国是世界上民间枪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据多家机构估算，美国2024年民间拥有枪支数量约为4亿至5亿支，超过美国3.4亿多的人口总数。由于监管不足，还有大量枪支没有被登记在册。

美国“追踪”新闻网站一篇文章说，民间枪支泛滥与警察在执法中动用武力存在直接关联。在枪支管制较宽松的州，警察默认需要采取更极端措施来自我保护，执法时开枪的可能性更大。底特律警察局一名退休副警长说，他和同事在执勤时会假设遇到的任何人都持有致命武器，“这种心态极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枪支泛滥的社会现状还影响美国警察的装备和培训方式。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美国警察越来越多地配备军用级装备，一些警察机构甚至配备步枪、装甲车和反恐防雷车。美国警察在培训中还存在严重“偏科”。美国司法统计局报告显示，美国警察学校把大部分培训时间用于枪械、自卫等训练，涉及警务政策、冲突管理的培训总时长还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美国埃默里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等机构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均表明，警察执法军事化既没能减少犯罪，也没能保护美国警察的安全，却导致警方处理案件时更具攻击性，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枪支泛滥与警察暴力执法之间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以暴制暴的做法无法保障公共安全，反而导致“暴力催生暴力”。

暴力执法问责难

近年来，美国社会针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投诉屡见不鲜，但受到惩罚的警察寥寥无几。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是制度性漏洞和司法偏袒导致的问责困难，不仅纵容了警察滥用职权，也加速警民之间信任崩塌。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警察机构分联邦、州、县、地方四级，各级机构相互独立，自主权极大。这种状况导致联邦层面的问责体系形同虚设，连警察不当执法行为的信息都难以掌握，更难言对其形成约束。

报告还指出，美国法律允许警察部门开展自我调查，这导致大量针对警察滥用职权的投诉在警方包庇下未得到受理。美国俄亥俄州立鲍灵格林大学刑事司法专家菲利普·斯廷森追踪了近年来全美针对警察的诉讼案件，发现在执行公务中致平民死亡的警察中，只有不到2%的人受到犯罪指控。

即便遭指控，美国警察也能从司法偏袒中获得“护身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82年确立对公职人员的“有限豁免权”法律原则，规定警察等公职人员的伤害行为只要不违反“一个理性人应该知晓的宪法和法规”，就可以免责。这一规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使法官在宣判时有较大解释空间，一般要求必须有“一模一样情形的判例”才能裁定执法人员违法，因此法官在此类案件中往往极为谨慎，鲜判警察违法。

有舆论认为，“有限豁免”实际上给警察滥用职权提供了“无限偏袒”，导致不少有“黑历史”的警察长期留在执法队伍中，甚至越发肆无忌惮。据报道，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时任警察德雷克·肖万在致死弗洛伊德之前，已受到至少17起投诉，其中16起以没有任何惩罚的结果结案。

制度漏洞和司法偏袒为滥用职权的警察提供了保护，使警民间信任进一步崩塌。美国盖洛普公司等多家民调机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民众对警察信任度波动较大，极易受到短期内的治安状况和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分析认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基础十分脆弱，任何一起暴力执法事件都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信任危机。

党争极化带来恶果

“5年过去了，警察改革法案仍未在国会通过，警察部门也仍未受到追究。”在美国司法部21日宣布取消与两个城市达成的警察改革协议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德里克·约翰逊就警察系统改革停滞表示失望。

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公众要求约束警察不当行为、推进警察系统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这项改革至今举步维艰。美国前总统拜登曾承诺广泛改革警察体系，强化问责制度。但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政府在4年任期内，仅与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路易斯维尔市达成警察改革协议，而这些协议如今又被司法部取消。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司法部的这一决定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完全推翻了拜登政府的警察改革政策。

事实上，警察系统改革已成为美国两党互相倾轧、牟取政治利益的牺牲品，摆脱不开一切以选票为先的选举政治，也脱离不了“美国反对美国”的政治现实。

美国媒体分析，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巨大民意压力促使民主、共和两党聚焦警务问题以争取选民支持，但双方相互阻挠对方推进相关政策。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关注焦点转向其他议题，两党随即不再关注警察改革。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乔治·卡马乔说，2024年大选时，美国选民关注重点已经转向经济民生，曾经力推警察改革的民主党也把这一议题“边缘化”。美国学者认为，这种策略性选择暴露出两党在警察改革问题上的功利性。

特朗普在今年1月就职当天废除拜登政府的近80项政策，其中就包括一项有关警察问责的行政令。今年4月，特朗普签署一项加强执法力量的行政令，推进所谓“法律与秩序”相关政策。批评人士认为，这项行政令将进一步增大对警察不当行为追责的难度。

美国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支持率低迷，迫切需要通过此类政策巩固其选民“基本盘”，争取警察团体支持。美国犯罪学专家马斯·诺兰说，诸如此类的政策以维护执法者利益为理由，但目的其实是向其支持者展现姿态。

美国媒体认为，警察议题沦为美国政党博弈的工具，警察改革因政治极化陷入僵局，这是美国制度缺陷和治理失灵的又一表现。路易斯维尔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组织者夏妮尔·赫尔姆说，政策总是随着掌权者的更迭而变化，但事实上，“不论谁入主白宫，这一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

新华社记者阚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