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元宵节，准备回家的孙家栋，发现食堂竟然有红烧肉，一时馋嘴的他，便决定去食堂吃碗红烧肉再回家，却没想到这碗红烧肉竟改变了他的一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寒风凛冽。土木工程专业的孙家栋，怀揣着回家的车票，脚步匆匆地向校门走去。半个小时后，开往沈阳的火车就要启动，母亲在家中已备好了饺子，盼着他回家团圆。

路过学校餐厅时，一股诱人的肉香扑鼻而来，几个同学端着饭碗兴冲冲地跑出来，碗底还沾着红亮的酱汁。“老孙，快来！今天有红烧肉！”一位东北口音浓厚的同学拉住孙家栋，兴奋地喊道。孙家栋咽了咽口水，肩膀被沉重的书包压得生疼，上一次吃肉还是半年以前大哥结婚时的喜宴，那几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餐厅窗口前排起了长队，食客们端着饭盒叮当作响，厨师长拿着勺子大声喊道：“每人限量一勺！苏联专家带来的罐头肉，管够！”孙家栋踮起脚尖数着，正巧数到第七个窗口，突然背后传来一阵喧哗，系主任披着落满雪花的呢子大衣冲了进来：“空军招人！懂俄语的，现在去教务处报名！”

孙家栋手里的饭票和车票攥得紧紧的，指甲都掐进了纸里。他想起去年夏天在图书馆看到的航空杂志，那些银色的战斗机图画，至今记忆犹新。等他反应过来，红烧肉窗口早已人山人海，教务处门口也挤满了报名的人。

三天后，孙家栋挤在一辆前往北京的拥挤火车上，啃着冰冷的干粮，刺骨的寒风从车厢缝隙中灌进来。同行的沈阳同学裹紧军大衣瑟瑟发抖：“你说咱们这是去学开飞机吗？”孙家栋没有回答，只是呵着冻僵的手指。教务处张贴的告示上写着，要培养航空技术人才，具体做什么，谁也不清楚。

抵达南苑机场后，他们才知道，要进入新成立的空军第四航校学习。苏联教官操着浓重的口音，上午讲俄语授课，下午学习拆装米格战斗机的零件。孙家栋的衣袖总是沾满机油，笔记本上写满了俄文字母。有一次练习拆卸起落架，他趴在机翼下冻了两个小时，起来后膝盖都僵硬了。

第二年春天，教务长通知孙家栋去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份文件，上面写着要选派优秀学员去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深造。孙家栋看着文件上的国徽，耳边回响着家乡房梁上燕子窝的声音，想起当年考上大学时，母亲在燕子窝下为他设宴庆祝的场景。

在莫斯科的六年里，孙家栋的床头总是放着一本翻烂的俄汉词典。一次进行风洞实验数据计算时，他在图书馆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最后被管理员赶了出来。

1958年毕业典礼上，校长亲自为他佩戴了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国后，他被调到国防部五院，钱学森向他展示了一个用铝饭盒改装的卫星模型，并问道：“我们要制造自己的卫星，你愿意参与吗？”孙家栋看着这个模型，想起了哈工大餐厅的水泥地面，那碗没吃到的红烧肉，却将他引向了航天事业。

在研制“东方红一号”期间，孙家栋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次测试太阳能电池板时，他爬上厂房屋顶，雪花飘落在他的脖子里。底下的技术员喊他下来休息，他却继续观察仪表盘，觉得这比在莫斯科做风洞实验还要刺激。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地面都在震动，孙家栋紧张地握着望远镜，直到听到从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才松了一口气，并立刻赶往餐厅。厨师长正忙着做土豆白菜炖肉，孙家栋塞给他一包烟：“赶紧把最好的猪肉罐头拿出来！”

此后，每次卫星发射成功，基地餐厅都会准备红烧肉。一位新来的技术员好奇地询问原因，孙家栋笑着说：“要是不馋那碗红烧肉，我现在可能还在工地上搬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