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日本兵突然将看守所的大门打开，翻译官皮笑肉不笑地对着8名八路军战士说：“火车就在门外等着你们呢！” 这哪里是火车，分明是通往黄泉路的催命符。黄庭廉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帮人，黔驴技穷了，这是要下死手了。他眼角的余光扫过身边的丁一等七位同志，大家的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赴死前的坦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约定。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只想读书识字、过安生日子的人，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坦然面对日本人的屠刀？ 黄庭廉的脑海里，或许闪过了家乡泽州大兴村的黄土地。1918年他出生在那，排行老五，家里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事，一件带补丁的衣服能穿好几年。 他打小就聪明，渴望读书改变命运，好不容易念完高小，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去考中学，却因为报名表上“无党派背景”这几个冰冷的字眼，被教务主任给打发了。那扇紧闭的校门，也堵死了他通过读书改变个人命运的路。 这条路不通，还有别的路。当日本人的铁蹄踏碎了山河的宁静，当晋城沦陷的炮火声隐约传来，当村里地下党员悄悄播撒抗日救亡的火种，黄庭廉那颗不甘沉沦的心被点燃了。 个人前途在民族危亡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不再犹豫，1937年春天，毅然在牺盟会的登记表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从此，他的人生与民族的抗争紧紧相连。他从一个拿惯了锄头的农家子弟，穿上了军装，扛起了枪，加入了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 磨镰刀的手，学会了瞄准和投弹。战场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残酷的熔炉，他从新兵蛋子一步步成长为能打硬仗、让敌人头疼的黄排长。 1942年在沁源西北山区的那场伏击战，他带着游击队员们，硬是用土炸药和血肉之躯，端掉了日伪军一个戒备森严的碉堡和运输队，那爆炸的火光，曾照亮了多少老乡眼中希望的光芒。 正是因为这份深入骨髓的家国情怀和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才有了1944年7月在平遥县城的那一幕。夜深人静，他刚从接头地点出来，就被巷子口蹿出的日伪军逮了个正着。身上那几张油印的传单，字迹虽已模糊，却带着滚烫的火药味，成了他“通敌”的铁证。 看守所里，昏暗的灯光下，严刑拷打成了家常便饭。伪军的示好他视而不见，翻译官威逼利诱让他招供。 黄庭廉只是冷笑，报了个假名“李国憙”，任凭敌人用尽手段，灌进嘴里的污泥浊水，三天三夜不给水喝的暴晒，他愣是咬紧牙关，一个字也没吐露关于同志和组织的信息。他知道，只要自己扛住了，就能保护更多的人。 所以，当翻译官宣布“火车”已到时，黄庭廉和其他七位同志，心中早已做好了准备。队伍被推搡着走上平遥大街，两旁的商铺都关着门，只有老槐树的叶子在秋风里萧瑟作响。 走到街心，黄庭廉猛地一挣，一把撕开胸前早已被血和泥粘连的破衣烂衫，露出底下纵横交错、新旧叠加的伤痕。他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或许躲在门缝后、窗帘后的父老乡亲们嘶吼：“乡亲们看清楚，我们是八路军，为了打鬼子被抓，今天要血洒西门外！” 丁一和其他战友也跟着怒吼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八个人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惊雷，在古城的上空回荡。押送的伪军慌了，抄起东西雨点般砸在他们身上，可越是毒打，那吼声反而越是高亢。 西门外的刑场，新挖的土坑散发着泥土的腥气。日本军官拔出指挥刀，寒光一闪。第一刀，砍在了黄庭廉的锁骨上，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前胸。剧痛之下，他反而放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鄙夷和对死亡的无畏。日军恼羞成怒，接连挥刀……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的那个雨夜，黄庭廉却奇迹般地从尸体堆中苏醒过来。雨水冲刷着他的伤口，也带来了一丝清醒。他发现捆绑的绳索不知何时已被砍断，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求生本能，他一点点爬出了那人间地狱。后来，被善良的刘家庄老乡发现并救助，才得以侥幸生还。 黄庭廉，就这样从鬼门关前硬生生闯了回来。他的幸存，是一个奇迹，更是那段烽火岁月中，无数中华儿女不屈抗争精神的一个缩影。 信息来源：华商网--刑场里走出的“活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