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傅雷夫妇双双自缢，为避免影响邻居休息他们甚至在地上铺设了棉被。他们留下了三千字的遗书，内容细节极为感人，其中包括：“现有现钞53.3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用“请代付9月份的房租。“若亲属寄存之物有遗失，以存款赔偿。“另有600元存单赠予保姆，也一生孤苦无依，我们不愿她因此无故受累  傅雷，1908年出生在上海南汇县一个书香人家，从小就聪明好学。1928年，他远赴法国留学，钻研文学和艺术。回国后，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把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这些大作家的作品带到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翻译巨匠”。傅雷不光学问做得好，人品也让人佩服。他为人正直，从不阿谀奉承，哪怕日子再难，也从没向谁低过头。 朱梅馥，傅雷的妻子，是个温柔又坚韧的女人。她跟傅雷结婚后，俩人相濡以沫，一起扛过了不少苦日子。她不仅支持傅雷的工作，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都在她的照顾下长大。傅聪从小就显出音乐天分，在傅雷的严格教育下，后来成了有名的钢琴家。可惜1958年，傅聪因为一些原因留在了英国，这对傅雷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社会都乱了套。傅雷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成了被整的对象。那年8月30日，一群红卫兵闯进傅雷家，抄家抄了整整四天。他们翻箱倒柜，找出一张宋美龄的照片和几本外国书，就给傅雷夫妇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傅雷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他打死也不认这些莫须有的罪。他心里清楚，自己没做过亏心事，可那时候讲理没用。 抄家批斗的日子里，傅雷和朱梅馥的精神压力大得没法想象。9月2日，他们被拉到家门口，戴上高帽子，站在长板凳上让人骂。傅雷表面上很镇定，但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有多痛苦。那一刻，他可能已经想好了结局。 9月3日凌晨，傅雷和朱梅馥在家里自缢了。他们把一条浦东土布被单撕成两半，系在铁窗上当绳子。为了不吵到邻居，他们还在地上铺了棉被，连凳子倒地的声音都不想让人听见。这种细节，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他们留下的遗书有三千多字，写得特别细。傅雷写道：“现有现钞53.3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用。请代付9月份的房租。若亲属寄存之物有遗失，以存款赔偿。”最感人的是，他们还留了600元存单给保姆周菊娣，遗书里说：“另有600元存单赠予保姆，她一生孤苦无依，我们不愿她因此无故受累。”这600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够普通人生活好一阵子了。傅雷夫妇到最后还在想着别人，这种善良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说到他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其实跟那时候的大环境脱不了干系。文化大革命把很多知识分子逼上了绝路，傅雷夫妇也不例外。他们被冤枉、被羞辱，精神上受不了，又看不到希望，才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傅雷是个硬骨头，他宁可死，也不愿昧着良心活下去。朱梅馥呢，跟丈夫一条心，俩人就这么一起走了。 傅雷夫妇的死，不是他们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缩影。他们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也让后人看到了人性里的光亮。后来，1979年，他们的冤案被平反，算是还了他们一个公道。可惜，人已经不在了。 他们的遗书里，除了交代后事，还能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留恋。他们不是不想活，是实在活不下去了。傅雷在遗书里提到亲戚朋友的寄存物，怕人家有损失，还想着赔偿。这种心思细腻的人，怎么会不让人动容呢？ 再说说保姆周菊娣，她跟傅雷家好多年，傅雷夫妇一直待她不薄。那时候雇保姆的家庭不少，但像傅雷夫妇这样到最后还惦记着保姆晚年生活的，真不多见。他们留下的600元，是对周菊娣这些年付出的回报，也是他们善良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