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苏雪林，结婚36年，拒绝与丈夫同房。丈夫离世后，她坚持守寡38年，一生未育。直到102岁时她才说出实情。

苏雪林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庭。她的家位于浙江省瑞安县，家里并不贫穷，父亲是个有点权势的官员，家中还有一些地产，这样的家庭应该会给她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的命运通常由家庭决定，家里对女孩子的期望极其简单，能早早出嫁做个贤妻良母，这种思想在她的家中尤为浓厚。

她从小就看到哥哥们的学习得到父母的重视，而她的求学之路却一再受到冷落，年幼的她并不理解为何父母总是对自己不屑一顾。

每当她提出想要读书的要求，母亲总会不耐烦地回答：“女孩学这些有何用，早晚嫁人就行了。”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女性的地位较低，甚至没有多少机会接受正式教育，年轻的苏雪林内心并不服气，她知道自己与家中哥哥们的不同，她不仅想读书，还想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她偷偷从父亲的书架上借阅诗书，捧着古文典籍在夜晚静静读，即使屋内没有专门的灯光她也会用微弱的油灯来照亮文字。

她的坚韧终于得到了回报，在她十岁那，家里发生了变化，祖母去世后家庭氛围稍微松动一些，父亲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私塾是一个由当地学者经营的学堂，门槛并不高，但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能有机会进入其中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事了。

在那里她不仅学到了诗书，还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她逐渐发掘出自己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并将之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苏雪林依然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她的求学路并非一帆风顺，每当她在私塾表现得比一些男生更为聪明时，她会被批评为“女孩子不该太聪明”，甚至会被老师轻视。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用成绩证明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她内心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她必须通过知识和才能来打破束缚自己命运的枷锁。

十六岁，苏雪林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当地的私塾学习，她的野心更大，渴望能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她开始策划如何走出这个小镇，去更广阔的世界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

她开始关注报纸和书信，了解外面的世界，她已经能够流利地阅读古典文学作品，逐渐开始接触新思想和西方文化。

这所学校是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女性高等学府之一，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女性人才，苏雪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争取进去。

她向父母提出这个想法时，父母再一次表示反对。“你已经学得够多了，为什么要去大城市？再说哪里有女孩子能够在那种学校里有一番成就？”

她偷偷准备好了考试的内容，甚至为了顺利通过，不惜花费时间背诵各种西方名著和文学作品，她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苏雪林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经历，对她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她不仅接受了中国古代经典文学的熏陶，还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新思想。

在她求学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化氛围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那时的苏雪林已经意识到，单纯地局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并不能满足她对知识的渴望。

1921年苏雪林独自一人前往法国，她的决定不仅是一次求学的冒险，她将在异国他乡开启一段新的生活。法国的自由氛围、艺术氛围、以及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社会思潮吸引了她。

在巴黎她开始了更加深入的文学和艺术学习，接触到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和现代文学，她沉浸在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中，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苏雪林遇到了张宝龄，张宝龄是一位有着儒雅气质和广博知识的中国留学生，二人在法国相识，张宝龄不仅学识渊博且性格温和，对苏雪林的独立性格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1924年苏雪林与张宝龄结婚，婚姻对于她来说，并非是生活的最终归宿，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责任和选择，婚后的生活并不如她预想的那样温馨和谐，反而充满了矛盾。

两人非常相爱，苏雪林始终感到自己对婚姻的束缚，在一段长达数年的婚姻中，苏雪林逐渐发现，自己的理想和独立性与张宝龄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冲突。

从婚后的第一年开始，苏雪林便选择了与丈夫分居，她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她的作品开始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她与丈夫的关系却始终保持着某种“冷漠”。

她常说：“我是新女性，不能像传统女性一样忍耐一切。”她坚持自己的写作不依赖丈夫的收入，张宝龄的病情越来越重，她依旧选择独自承担生活中的重担。

她对婚姻有着自己的看法，曾在信中写道：“我宁愿死，也不愿过那种平庸生活。”她在婚姻中选择了分离，却也在分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

她的心境从未改变，她依然在写作，依然在探索，她没有选择重嫁，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从婚姻中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自由和独立。

直到她102岁那年，才在回忆录中揭开了真相：“我一生未育，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我选择了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