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冬天，前线传来噩耗：大量志愿军战士因为使用了从后方运来的急救药品，伤口感染恶化，轻者截肢，重者当场死亡。

一个个活生生的战士不是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死在了自己人送来的假药上。

很快，这起震惊全国的“上海假药案”浮出水面，背后是一个名叫王康年的药商，把国家战争物资当成发财工具，干出了一桩天怒人怨的丧良心买卖。

王康年是上海大康西药房的老板。

表面上看，他是个本分做生意的老字号掌柜，背地里却早就动起了歪心思。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家紧急征调各种医疗物资，前线物资需求量大，供不应求。

王康年瞅准了机会，通过打点关系，拿下了为志愿军供应药品的订单，总价值超过3亿元（1951年币值）。

这不是普通的生意，而是用来救命的军需，按理说应该慎之又慎，但王康年却打起了算盘：真药太贵，假药成本低，利润高。

他怎么干的？先从原材料下手。

阿司匹林不舍得用，就用玉米粉和珍珠粉压成片子，医用酒精换成了工业酒精，刺激性极强，还可能致盲。

消毒纱布也不消毒了，发霉也照样打包送上战场，据说急救包里的止血粉根本就是面粉搀了石灰，根本没有任何药效，这样的“药品”，一旦用于战场，后果可想而知。

可这批货是怎么能通过检查的呢？王康年心里门清。

他拿出30多万元行贿上海药品管理局的质检人员，换来了虚假的合格证明。

文件上盖着章，药就成了“合格产品”，堂而皇之运往前线。

到了1951年底，大量假药已经分发到东北战场，用这些急救包抢救伤员，简直就是往伤口上撒毒。

前线很快出事，战士负伤后，使用王康年提供的药品，感染几率急剧上升，很多原本能救回来的轻伤，变成了截肢重残。

有些战士刚止完血没几天，就高烧不退，伤口溃烂。

最严重的是，在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就有926名战士因为使用假药死亡，另有三千多人感染致残。

一线医护人员一边抢救，一边愤怒地撕掉“急救包”包装，彭德怀在接到前线医院的急电后亲自查看了急救包，发现里面的纱布发霉发黑，药片气味刺鼻。

当场震怒，下令销毁20万个急救包，并电报中央彻查此案。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勃然大怒，说了一句：“战士不是死在敌人手里，是死在奸商手里！”随后交由陈毅、公安部和上海市政府彻查。

1952年2月，王康年被捕，他的药房也被查封。

上海公安在他的账本里发现了大量作假记录，其中包括伪造药品出库单、虚构成本、行贿明细等等。

更夸张的是，仅账面就能查出其侵吞国家资金高达26亿元，行贿金额超过2亿元，他的同伙也被一网打尽，总共23人涉案。

这起案件的影响非常大，不仅牵动着抗美援朝前线的士兵生命，也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愤怒。

很快，中央发起“五反运动”，集中整顿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犯罪，包括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行为。

王康年案成为这场运动中的典型案例。1953年2月28日，王康年被上海市法院以“行贿、偷逃税款、盗骗国家资财”三项罪名判处死刑，并于当日执行。

他被押上刑场那天，上海人民广场聚集了上万人。

有人举着布标，有人喊破嗓子：“奸商该死！”甚至有战士家属当场痛哭失声。

据说，行刑前王康年瘫倒在地，脸色铁青，不敢直视人群的愤怒。

这个案子后来也被写进了教材，成了新中国初期打击资本家违法行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一个标志事件。

它不仅揭露了战争后方物资管理的漏洞，也推动了制度建设，比如医疗物资“三检制度”，自检、互检、专检，确保药品安全。

更重要的是，它狠狠敲打了那些想在国家危难之际发“战争财”的人。

这类事件并非个案。

当时还有工厂用废铁皮制造防滑链，罐头厂用臭肉混制牛肉罐头。

连彭德怀都说：“现在战士比长征时还苦。”王康年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却最为恶劣，成为全国整顿市场秩序的开端。

今天回头看，王康年案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对一桩罪行的愤怒，更是对制度建设的一种推动。

当国家面对战争与混乱，那些试图靠违法手段发财的，终究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