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临终前几次开口说想见浦安修，但她一直没来，医院的走廊里，医生等着、护士等着，连侄女彭梅魁也劝她：“你不来，他就走得不安心。”

可她一句话拦住了所有人“我们早就不是夫妻了。”这句话传出去，彭家人气炸了，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闭上眼睛，没等来浦安修。

浦安修不是没接到通知，组织前后通知过不止一次，她却一次都没露面，她不是真的铁石心肠，她怕，怕因为自己的身份被牵扯，怕她这个“问题人”连累更多人。

她给自己找了理由，说他们早就分开了，说自己无权再去，但心里明白，这是在逃避。

彭德怀临终前的那几天，一直念着她的名字。

彭梅魁事后回忆：“他眼睛一直盯着门口，不说话，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在等浦安修。”

浦安修知道这件事，是在彭德怀去世之后，那一刻，她崩溃了，她没哭出声，脸却惨白，她明白，错过这一次，是一辈子的事了。

葬礼她来了，穿着一身黑，站在角落，彭家的亲属见到她，脸色都不好看，没人跟她打招呼，也没人给她让位。

彭梅魁甚至当着人说：“你来干嘛？你连最后一面都不见，还装什么‘彭夫人’？”

她没反驳，也没争辩，她低着头，一直站到仪式结束，那天，北京刮着风，风吹得人脸疼，她的手攥得紧紧的，手心里全是汗。

彭德怀死后，浦安修的处境更加尴尬，她想处理一些遗物，彭家人没让她碰，说她没资格。

彭德怀的一些手稿、书信，她一个都没能带走，她不敢争，也没力气争，她知道，自己在人家眼里，早就不是“彭夫人”了。

1978年，平反了，组织通知她，可以恢复工作、保留待遇，还问她愿不愿意搬进部队宿舍，她摇头谢绝了，说自己习惯现在的房子。

这套房子很旧，楼道里连灯都没有，她每天晚上得摸着黑爬楼。

邻居劝她：“你何必这么苦自己？”她笑笑说：“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夫人，我就是个普通人。”

她不想争名分，也不再解释过去的事，但她做了一件事，整理彭德怀的手稿。

没人安排她去做，也没人指望她能坚持，她自己一个人跑图书馆、查档案、找老战友，一遍遍核实资料，她怕写错一句话，怕有人说她乱编。

1981年，《彭德怀自述》出版了。一时间，很多人跑来买书，书印了上百万册，成了了解彭德怀的重要资料。

可外人不知道，这本书浦安修花了多少心血，有一次，她去太行山找资料，摔了一跤，腿肿了半个月都没好，她不吭声，拄着拐杖继续跑访。

彭家人看到这本书，起初不太愿意看，觉得她可能会“自说自话”，结果翻了几页，没人说话了，后来有人私下说：“她是真想还原彭总的样子，不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

她做这事，不是为了立传，是为了还债，她曾在追悼会后对杨献珍说：“当年我吃下那块分手梨，是我不对。”她说这话时，眼眶通红。

分手那年，她没挽留，彭德怀走时，她没送终，她觉得，做再多事也弥补不了，但她还是去做了。

她晚年一个人住，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屋里最显眼的，是那几摞厚厚的手稿。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桌前，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翻，有时候半夜还亮着灯，邻居敲门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才关灯躺下。

彭德怀补发的4.8万元工资到账时，组织问她打算怎么用，她没多想，把1万捐给了家乡乌石小学，其余的分给了彭德怀的侄辈和旧部，自己只留了几千块养老。

她说得很轻描淡写：“我又花不了多少。”

晚年她不愿被人叫“彭夫人”，有人客气喊她，她摆摆手：“我是他遗孀，不是夫人。”她心里清楚，“夫人”是荣誉，她不配。

她只想做好一件事，把彭德怀留下的东西整理好，让后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彭德怀传》1993年出版前，她最后一次找杨尚昆，请他监督书稿，说自己不放心，她怕出错，怕不准，她不敢马虎，因为这是她晚年唯一的事。

她去世那年没什么人知道，几张旧报纸登了讣告，说她是“彭德怀遗孀”。

彭家人去吊唁，送了一束白花，说：“她用余生把事情做圆了。”话不多，但很重。

她的人生没有高潮，也没有喜剧结尾，错过的永远错过，但她没躲着过日子。

她用自己的方式，把一个人的形象立了起来，她没再说过悔字，但所有的行动，都写着两个字——“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