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到处高楼大厦，飞船送人上月球，实现了“社会主义”，鲁迅说他胡说八道…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上海滩，1910年，动荡与不安笼罩着这座繁华却分裂的城市，汽笛声混杂着黄包车夫的吆喝，租界与华人区仿佛两个世界。 就在这样的年代，一位名叫陆士谔的医生，竟然在一次午睡中“梦”见了几十年后的中国——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没有租界、没有治外法权，高楼拔地而起，飞船直上九霄，甚至还实现了“社会主义”。 而他将这场匪夷所思的“梦”写进了小说《新中国》，这究竟是超前到不可思议的“预言”，还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在绝望中投射出的极致渴望？ 更让人深思的是，文坛大家鲁迅，为何最初怒斥其为“胡说八道”，多年后却又语气复杂地说出那句“士谔先生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痛”？ 但陆士谔的这场“梦”并非空中楼阁，他生于1878年，江苏青浦人，从小好学，后在上海行医。 而且陆士谔不只是位医生，更是个对周遭世界有着敏锐观察的思考者，他的知识来源颇为驳杂：弟弟在江南制造局工作，让他得以接触西方的工程技术；妹妹更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无意中为他打开了认识社会主义的窗口。 甚至每天行走在租界内外，殖民统治下的屈辱和不公，无疑在他心中埋下了寻求变革的种子，甚至，他对浦东未来发展的远见，竟部分来自上海码头工人的闲聊：“江对岸的芦苇荡，早晚要变金码头。” 这些看似零散的信息，经过他独有的想象力重组，最终在他笔下汇聚成《新中国》那幅奇妙的未来图景。 而小说的主人公陆云翔，一次酒醉后“穿越”到了1951年的上海，那是一个与1910年判若云泥的世界：黄浦江上架起了壮观的大桥，江底还开凿了隧道。 曾经的浦东芦苇荡已是高楼林立与浦西遥相呼应；城市街道整洁有序，电车忙碌穿梭；中国人挺直了腰杆，租界和治外法权早已荡然无存，国家主权完整，人人平等，法律体系健全。 而且国家的科技水平突飞猛进，中国制造行销全球，甚至还有“醒狮飞船”载人飞向月球，更大胆的是，小说宣称国家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 光阴流转，百年忽已过，时间来到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恰好是陆士谔小说设定年份后的一百年。 如今的浦东，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模样，地铁如地下长龙般穿梭，摩天大楼直插云霄，2002年，磁悬浮列车在龙阳路呼啸而过，可能很少有人想起，这距离《新中国》中关于“贴地飞车”的概念出现，已过去了92年。 再看如今，2024年嫦娥六号成功在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与小说中“醒狮飞船送人登月”的浪漫设想，也仅仅相差了二十多年。 还有小说里描述世博会“中华殿”的琉璃顶造型，竟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斗拱设计有着惊人的神似。 甚至小说提到“女子执掌银行账房”，也在今天上海女性创业者占比高达48%的现实中得到了印证。 然而，《新中国》刚问世时，这样的畅想无疑过于惊世骇俗，许多人根本不信，直斥其为“痴人说梦”。 其中，批评得最厉害的便是鲁迅，他认为这类作品沉溺于美好幻想，回避现实的黑暗，主张文学应该尖锐地揭露弊病，唤醒麻木的民众。 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寻求国家出路上的分歧：一边是以鲁迅为代表，力图“打碎”旧世界；另一边则是像陆士谔这样，选择构建一个理想的未来蓝图。 可是，历史自有其曲折微妙之处，到了1925年，国共合作带来的民族复兴希望初现，鲁迅在《申报》上的发文语气发生了转变。 甚至鲁迅坦承：“士谔先生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痛。”这句话分明道出了在那个渴望独立富强却又饱受欺凌的年代，所有有识之士内心深处的共同痛楚与不甘。 陆士谔的这份家国情怀，也传承给了他的后人，他的儿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用实际行动践行父亲的理想。 到了2010年，当陆士谔的孙子陆贞雄亲身站在上海世博会的现场，他不仅感慨于祖父百年前的超凡想象，更感叹一个家庭几代人对国家命运的坚守。 但在1944年，陆士谔在上海病逝，据说临终前还惦念着“黄浦江底的铁龙”——那是隧道，谁知距离打浦路隧道开工还有23年。 只是他的葬礼十分冷清，只有少数亲友出席，枕边除了医学手稿，就剩一本封皮撕去的小说残本《新中国》。 而如今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新中国》初版本上，一位1937年的读者在“万国博览会”一段旁边，悲愤地写下了“倭寇铁蹄踏申城，痴人说梦何时圆？” 然而，73年后的2010年，另一位读者——一位世博会志愿者，在同样的位置贴上便签：“先生，盛世如您所愿。”这两段穿越时空的批注，无声地诉说着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崛起的百年历程。 因此，与其说《新中国》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预言”，不如视它为在最黑暗时刻点燃的一盏希望之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