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中国人民摘下了“食土民族”的屈辱称号，让中国人吃上了精盐，离世时，整座城的百姓主动为他守灵，整个国家都为之叹息！ 他并不住豪宅，也不坐汽车，出门只骑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住的屋子墙皮脱落，来访者常以为找错了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一件灰色中山装穿了十几年。却正是这样一个人，让中国人第一次吃上了洁白细腻的精盐，也正是这个人，在1945年去世后，引得重庆整座城的百姓为他自发守灵。 守灵那天，不少人是步行几十里赶来的，有的人甚至只是买过他公司出产的盐，从未谋面。他们说，这个厂长，不一样。他一生创办的企业，让国人告别了“食土盐”的历史。吊唁场面空前盛大，消息传至延安，毛主席原想亲自前来致哀，无奈公务繁重，特派周恩来代表吊唁。灵堂不奢华，白布素帐中，却是中华工业一段沉重的历史。 在他去世多年后，老员工还记得他蹲在车间里清扫盐料的样子。那次一个年轻工人失手撒了整袋原料，满地洁白。他没骂人，只卷起袖子亲自收拾：“干咱这行的，别怕浪费，但得心疼材料。” 这样的“厂长”曾在十几年前亲自盯着建起了中国第一家精盐制造厂——久大精盐公司。他和几个朋友凑钱，挑设备，从国外引进技术，亲自画图纸，挨个培训工人。工厂选址在天津塘沽，条件艰苦。他租了破厂房，工人宿舍就是几间泥砖屋。 这一切的缘起，是在更早些年。他还只是个留学生，在日本主修化学。更早前，他是长沙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靠洗衣养活他。他小时候吃的是又咸又苦的粗盐，常咬到沙子。他母亲一边搓洗衣服，一边告诉他：“你要读书，要变出个模样来。” 他没有让母亲失望。成绩一向优异，后来东渡日本学化工，又有幸被北洋政府派去欧洲考察工业。他在英国和德国看到了那种又白又细的食盐——精盐。他拿起一小撮放在舌尖，咂了咂嘴，心想，中国人也该吃上这种盐。 考察回来，他不顾反对，一头扎进工业圈。他说：“人吃盐这件事不能将就。”当时国内尚无精盐厂，大家都觉得他是在空想。他却凑钱买地、请技术员，还专门找能识字的青年培训。他亲自写教材，讲化学常识。 第一次试产失败了，盐是出来了，却不精，味发苦。他并未气馁，一次又一次地调整工艺，改良配方。直到某天，一位顾客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盐，能直接蘸着吃。” 产品逐步打开市场，久大精盐成了北方食盐的代名词。他没有乘胜追击开更多分厂，而是悄悄开始转型，做酸碱产品，做化肥。他认为，中国工业不能只靠一项产品。 抗战爆发后，工厂被迫停产。塘沽失守，他面临两个选择：撤资离开，或者留下。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将厂房改建为兵工厂。他联系旧部，将原来的盐厂改造为制造军火的车间，供应抗战前线。他说：“咱这点设备，不该闲着。” 敌人盯上了他，多次派人破坏，他几度搬迁，几乎倾家荡产。他一家人住在重庆一间旧屋里，屋内漏水，他却说：“工人睡得安稳就行。”那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条命，是工厂的。” 他一生创办、参与建立的工厂超过十家，涵盖精盐、化肥、硫酸、火药等多个领域。他没有为自己建一处产业园，也未留豪宅田产。生前他最得意的“资产”是一幅毛主席亲题的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他从不喜欢出风头，记者来采访，他只说一句：“我这人，不好说话。”他拒绝了多个官方职位，也不愿接受奖章。他说：“厂还在，我就在。” 直至弥留之际，他还在念叨生产计划。最后一句话是：“明年春季，工人要早点开工。”然后便沉沉睡去。 多年后，他创办的精盐厂墙上依然挂着他那张黑白照片，厂门口的碑文刻着“久大精盐厂旧址”。来往员工进门前，都要抬头望一眼，说一句：“范老，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