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世纪，也就是白居易在晚年时，前后一共养了33个家妓，年龄大都是15岁左右的女孩子。而且当这些女孩子长到18岁时，白居易就会把她们要么转卖，要么送人。然后再换一批更加年轻的家妓。

这时的长安城，歌舞升平的繁华掩盖着无数隐秘的悲欢。诗人白居易的晚年，便在这座城市的一处深宅中铺陈开来。

这位以《长恨歌》《琵琶行》名垂青史的大诗人，在六十岁后的人生里，做了一件让后人争议千年的事。

他的府邸中常年蓄养着三十三名少女，年纪多在十五岁上下，而每当她们年满十八岁，便会被转卖或赠予他人，再换一批更年轻的女孩填补空缺。

唐代的奢靡风气为这种特殊现象提供了土壤，当时权贵阶层流行蓄养家妓，这些女孩大多出身贫寒，或因战乱流离失所，或被父母卖入富贵人家。

她们不仅要精通歌舞乐器，还得能在宴席上吟诗作对，成为主人彰显身份的“活招牌”。

史书记载，宰相李林甫家的舞姬能踩着七尺高杆表演《胡旋舞》，而诗人元稹甚至用家妓交换过一匹西域宝马。

白居易的三十三名家妓虽数量惊人，但在遍地朱门的洛阳城并不算特例。

这些少女的命运像被风吹散的柳絮，十五岁进府时，她们要接受严格的训练：樊素因歌声清亮被赐名“莺喉”，小蛮因腰肢纤细得号“杨柳”，还有专门从江南请来的琴师教习《霓裳羽衣曲》。

三年后，当她们学会用金簪盘发、用胭脂描画斜红妆时，却也到了被主人“嫌弃老丑”的年纪。

白居易曾直白地写道：“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峨眉”，于是每过三年就要换新人，十年间竟换了三批。

可这段看似荒唐的行为，埋着诗人半生的遗憾。

公元785年，十四岁的白居易随家人避祸符离，遇到了比他小四岁的邻家女湘灵。

那个扎着双鬟髻的姑娘，会趴在土墙头听他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会在田埂上采野花插在他的书箱缝里。

白居易二十岁准备进京赶考时，曾跪在母亲面前哀求：“若得功名，必娶湘灵为妻。”但官宦出身的白母摔碎了茶盏：“寒门村女，怎配我儿？”

这场少年情事成了扎在心里的刺，当白居易四十二岁再遇湘灵时，昔日的少女已成了农妇，背着孩子在河边捶打粗布衣裳。

他后来在《逢旧》诗中写道：“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字里行间都是错过与不甘。

学者还会在《白居易诗文研究》中发现，诗人晚年蓄养的家妓年龄恰好与湘灵初遇时相仿，那些精心调教的歌舞，或许正是记忆中符离少女的模样。

这些女孩在白居易的生活里扮演着复杂角色，春日曲江宴上，她们要穿着石榴裙跳柘枝舞；秋夜赏月时，又得即兴创作回文诗。

最得宠的樊素和小蛮甚至有自己的专属诗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而这两句诗后来成了汉语中形容美人的经典比喻。

但风光的背后藏着残酷规则：某次宴会上，刑部侍郎看中了正在弹筝的绿珠，白居易当场就将人赠出，换来一方端砚。

被送走的女孩往往面临更坎坷的命运，有的沦为商贾妾室，有的被转卖到边疆军营。

元和十五年，曾有个叫阿芷的姑娘在被送走前夜，偷偷在书房屏风上题了半阙词：“朱门歌舞歇，残月照空庭。”

第二天白居易发现时，人已被送往河东节度使府中。

可在公元842年，七十岁的白居易突然遣散了所有家妓。

这个决定与他患风疾后的一场梦有关：梦中回到符离老宅，湘灵还是少女模样，而满院歌舞的家妓却都变成了木偶傀儡。

醒来后，他给每个女孩发了十匹绢帛，嘱咐“各寻归处”。

有五个无家可归的姑娘坚持留下，每日只是洒扫庭院，再无人要求她们歌舞。

生命的最后三年，白居易常让老仆推着轮椅到后园枯坐。

那里曾是小蛮教新入府的女孩跳拓枝舞的地方，如今只剩几株老梅树。

他给湘灵写的信始终没有寄出，最后都化进了那首《长相思》：“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

陈寅恪在《论唐代之蕃乐与胡姬》中评价，这是“用一生未能释怀的遗憾，照见了整个时代的荒诞”。

当我们用现代眼光审视这段历史，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

那些被当作物品交换的少女，与写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诗人，仿佛不是同一个人。

但正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指出的，白居易的矛盾恰恰映射着整个时代的病症，文人在诗文中悲天悯人，在现实中却难逃风气浸染。

如今洛阳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方唐代砚台，边缘刻着“香山居士”的印章。

据考证，这正是白居易用家妓换来的那方端砚。

砚台背后的故事，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地记录着：再伟大的诗人，也走不出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