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清华校长梅贻琦不顾众人阻拦执意南渡。6年后，他的儿子却一心返回大陆，临行前梅贻琦握着儿子的手说：“你回去也许会有一番作为，但这就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了。” 梅贻琦这人，放到今天也是个传奇。1889年，他生在天津一户普通人家，小时候就聪明得不行。1904年，15岁的他考进南开学堂，跟着大教育家张伯苓读书，成绩一直是拔尖的。1909年，他靠着庚子赔款的名额去美国留学，在伍斯特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1914年回国后，他没去搞技术，而是跑去清华教物理。那会儿的清华还是个预备学校，他就这么一步步扎根教育。 1931年，国内乱成一团，清华校长换来换去，最后找到他头上。梅贻琦接手时，学校里人心惶惶。他上台后，推行通才教育，觉得光会考试不行，得让学生有点真本事。他还特别尊重学术自由，把梁启超、陈寅恪这些大牛请来一块儿干，硬是把清华的学术地位抬起来了。他管事不死板，学生都挺服他。 抗战来了，1937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到昆明，搞了个西南联大。那时候条件苦得要命，吃喝都成问题。梅贻琦跟张伯苓、蒋梦麟仨人分头管事，他主抓日常，啥事都盯着公平。西南联大附中教学牛，连云南大佬龙云的女儿想走后门都没戏，梅贻琦自己的小女儿也老老实实按规矩来。他这人就这样，原则大于天。 到了1948年，北平眼看着要变天。傅作义停战，共产党的人开始进城，清华里头吵翻了天。有人劝他留下，周恩来和吴晗都亲自出面，说他留下能接着带清华。可梅贻琦不干，他惦记着清华的基金，那是学校的命根子。他跟人说：“基金是我这些年的心血，留下来怕是保不住。”最后，他还是走了，带着一部分人去了台湾。学生们舍不得，同事们也不理解，但他咬牙上了飞机。 南渡之后，梅贻琦没闲着。1955年，他拿清华基金的利息在台湾弄了个“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来发展成新竹清华大学。这地方出了不少人才，比如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梅贻琦忙着定课程、找老师，还常跑去实验室跟学生聊。他岁数不小了，还这么拼，很多人佩服得不行。 可家里的事，没那么顺。1954年，他儿子梅祖彦决定回大陆。那会儿梅贻琦人在台湾，父子俩在纽约碰了面。梅祖彦有自己的想法，想回大陆干点啥。梅贻琦没拦着，可心里清楚，这一步迈出去，父子俩怕是再也见不下了。他就说了那句让人听着难受的话，然后松了手。梅祖彦回了大陆，具体干了啥，史料里没细说，但这父子俩的路，从此彻底分开。 梅贻琦在台湾一直干到1962年，因病去世。走的时候，他没啥值钱东西，包里就几本旧账簿，记着清华基金的收支，清清楚楚。他把一辈子都给了教育，死后葬在新竹清华校园里，墓地叫“梅园”。校友们种了树，搞了个“梅林”，算是个念想。 说到梅贻琦的选择，挺让人唏嘘的。他南渡，保住了清华的根，可跟儿子的分离，又让人觉得代价太大。那时候的中国，乱得像一锅粥，个人在历史面前，哪有啥好选的？他走了，清华在台湾开了花，可大陆这边，清华也接着往前走。两边都有他的影子，可他自己呢？到最后，连家人都聚不齐。 他的决定对不对？不好说。他是为了清华这棵树能活下去，可活下去的树，分成了两棵。他儿子回大陆，可能是想找自己的根，可这根，跟父亲的根，已经不在一个地方了。时代这东西，太狠，谁也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