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的阴霾尚未散尽，我怀揣着朋友口中"暴富机会"的承诺，只身南下广东。当铁皮车门在陌生的站台打开，潮湿的热浪裹挟着廉价香水味扑面而来，我才惊觉自己踏入了精心编织的传销陷阱。那些封闭房间里的激昂口号、黑板上疯狂生长的财富公式，像迷雾般试图将人吞噬。无数个深夜，我攥着通讯录里亲人的号码，最终咬着牙把手机塞进枕头——即便再狼狈，也不能让家人成为这场骗局的牺牲品。 在传销窝点挣扎的七百多个日夜，我从最初的抗拒到逐渐麻木，又在某个清晨突然清醒。当我趁着放风的间隙逃出生天，身上仅剩三块钱硬币和一张皱巴巴的长途汽车时刻表。此后的日子，我在东莞的工业区打零工，睡过工厂仓库的地板，啃过便利店过期的面包。通讯录里的号码被我反复拨打，从最初的寒暄到后来的沉默，每个借钱的电话都像在透支仅剩的尊严。 2005年深秋，我背着破洞的牛仔包踏上返乡列车。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枯黄稻田，映衬着我蓬头垢面的模样。推开门的瞬间，母亲正在厨房熬粥，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她眼角的泪光，父亲默默接过我沉重的行李，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原来最狼狈的归途，也永远有盏为我亮着的灯。 命运的转机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家乡县城开始大规模旧城改造，我用东拼西凑的启动资金承包了几处拆迁废料回收业务。那些堆满钢筋水泥的废墟，竟成了意外的财富矿脉。短短两年间，骑着三轮车收废品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了建材市场的小老板。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节节攀升时，我常想起在广东流浪的日子，才惊觉人生的财运或许真的只在某个特定的窗口期降临，而那些至暗时刻的坚守，恰恰成了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如今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车水马龙，我总告诫自己：人生起落无常，唯有守住本心，才能接住命运抛来的橄榄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