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女知青李亚茹返城前夜，颤抖地揭开上衣对丈夫说：“今晚，再做最后一次夫妻吧！”随后抛下丈夫与女儿果断回城，42年后与女儿重逢，女儿的话却让她泪如雨下...... 1970年，17岁的李亚茹，揣着对新生活的好奇，来到了黑龙江。可上海小姑娘那点浪漫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的冰碴子给冻住了。 黑土地硬邦邦的，农活重得压垮人。她的手没几天就磨出了血泡，体力跟不上，心里直打退堂鼓。即使手上缠着纱布，她也咬牙硬撑，但对这种望不到头的日子，她打心底里犯怵。 不过，日子很快就给她指了另一条道。生产队看她有点文化，人也文文弱弱不像干体力活的料，就把她调到村小学当了代课老师。李亚茹原以为能松口气，谁知教书比种地还难。村里的孩子野，她一个没经验的年轻老师压根镇不住场子，家长投诉，领导批评，委屈得只能偷偷掉眼泪。 就在她最没辙的时候，刘宝民出现了。他是学校里另一位老师，细心又实在，看出李亚茹的窘境，二话没说就搭了把手。 刘宝民不光嘴上鼓励，还手把手教她怎么跟孩子打交道，怎么备课。他会带她上山摘榛子，变着法儿逗孩子们开心。有了刘宝民，李亚茹慢慢找到了教书的感觉，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刘宝民不只是工作上的帮手，他身上的那份善良、耐心和能让人踏实的感觉，成了李亚茹在这片冷土地上唯一的暖气。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在贫瘠的土地上，一点点靠拢了。从同事间的相互照应，到心里有了点不一样的感觉，刘宝民，成了她在那个年代里唯一能靠着的肩膀。 这份相濡以沫的情分，到底还是在黑土地上开了花。1975年，李亚茹嫁给了刘宝民。婚礼简单得很，没啥排场，就是村里乡亲们凑了几桌饭，在村头老榆树下就算礼成了。上海的父母写信来骂她，气她嫁了个农村人，李亚茹却认定了自己的选择。 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日子是苦，比不上城里，可一家三口挤在暖呼呼的火炕上，刘宝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娘俩熬粥，那份简单实在的乐呵，也曾让李亚茹觉得挺满足。那是她在异乡，短暂拥有过的避风港。 然而，小家的安宁，终究抵不过时代的大浪。1978年，一个消息像炸雷一样，在平静的村庄里炸开了锅——国家恢复高考了！与此同时，知青返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李亚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纠结里。一边是知冷知热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一边是魂牵梦萦的城市和曾经的梦想。命运的岔路口，她必须选一条。 做决定难，更难的是怎么跟那个深爱她、曾是她全部依靠的男人开口。她还是跟刘宝民摊牌了，说想回城。刘宝民看着她，小心翼翼地问：“非走不可吗？”李亚茹心疼得像针扎一样，除了“对不起”，啥也说不出来。 刘宝民从她眼里的难过和坚决中读懂了一切，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脸上却挤出个笑，说了那句让她记了一辈子的话：“我尊重你的选择！” 这一走，再回头已是沧海桑田。回到上海，李亚茹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她卯着劲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重新结了婚，嫁了个比她小四岁的男人，还生了两个儿子。 对身边所有人，对新家庭，她从没提过在黑土地的那段日子，那个家，和那个被她丢下的女儿。那是她心里最深最重的秘密。可嘴上瞒得过人，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却从未挪开过。黑土地上的苦日子，苦日子里的那点暖，那个老实的男人，那个小小的身影，都深深地刻在她心里，时间越久，越清晰。 光阴一晃就是几十年，李亚茹也老了。城里的日子安稳是安稳，可心底那份愧疚和牵挂却像野草一样疯长。她老琢磨，女儿长什么样了？过得好不好？恨不恨她？她再也憋不住，想找找女儿。托朋友七拐八弯地打听，总算要到了刘宝民的电话。 她手抖得不成样子，拨了那个号码，深吸一口气，小心地开了口。谁知，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让她像掉进了冰窟窿。是女儿的声音，平静，冰冷：“我爸已经走了，他一直等你。你既然当年没回来，现在也不用再联系了！”这话像把钝刀子，把她心里那点念想割得稀碎。 李亚茹心痛得喘不过气，声音都变了调，带着哭腔求道：“闺女，是妈对不起你，给妈个机会补偿你好不好？”可电话那头只扔过来冷冰冰的四个字：“没有必要”，然后就挂了。 她蹲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那一刻她才真明白，有些错，一辈子都补不回来。四十二年，女儿心里的那道坎，根本就没过去。不过，女儿到底还是念着旧情的。刘宝民临走前，女儿把那个用1978年旧报纸包着的鸡蛋糕碎渣，平静地转交给了她。 那不光是几块饼干渣，更是四十多年没断过的念想和最后的放手。2022年，李亚茹回了趟七台河，在烈士陵园给刘宝民立了块碑，落款是“妻李亚茹敬立”。从那以后，她每个月都去扫墓，带点五香豆，坐在碑前絮絮叨叨说会儿话，算是给那段剪不断的过去，一个迟到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