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那天，新婚女星梅绮在婚礼现场遭到日军士兵轮奸，宾客噤声，丈夫被打，整场婚礼变成了一场地狱，这不是电影，而是香港沦陷史里真实发生的事。

那天早上，梅绮一早就起了床，兴奋地穿上婚纱，她是当时的当红女星，长得漂亮，家世好，男方是张瑛，也是电影圈里有名的演员。

婚礼定在百乐酒店办，那时候是香港最气派的场所之一，圣诞节，气氛原本该是喜庆的，谁都没料到，这天成了她人生彻底转折的起点。

上午还算平静，但从中午开始，局势急转直下，外面传来炮声，宾客们的脸色都变了，有人悄悄说，九龙已经丢了，日军可能很快就打进来。

很多人犹豫要不要离开，但梅绮坚持继续，她不想让自己最重要的日子因为战争而被打断。

傍晚五点多，刚交换完誓言，还没来得及敬酒，几十个穿着军服的日本兵冲进来，他们拿着刺刀，嘴里大喊着什么，听不懂，但没人敢动。

带头的军官一拍桌子，笑着说要“检查”现场，说是“检查”，但很快他们开始抢东西，宾客的珠宝、皮包，全被拿走。

有人想报警，但电话线早断了，张瑛试图站出来交涉，说这是婚礼，有什么事冲他来，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就被两名士兵摁住，一个耳光扇得他嘴角流血。

梅绮成了他们的目标。

她穿着白纱，那身打扮在场里最显眼。几个士兵围上去，对着她指指点点，有人喊了一句“花姑娘”，其他人就笑了起来，接着，就是撕扯。她尖叫，挣扎，但完全没用，婚纱被撕得粉碎，整个人被拽倒在地上。

张瑛拼命扑上去，被刺刀顶住了喉咙，只能眼睁睁看着，宾客没人敢吭声，连呼吸都不敢重，梅绮被拖到角落里，三个士兵轮番对她施暴，其他人围在一旁起哄。

她哭着喊“救命”，声音刺穿整个宴会厅，可没人敢动，有人闭上眼，也有人偷偷流泪，但全场只有日军的笑声和她的惨叫声。

施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她昏了过去，士兵们拍拍手，像完成一场游戏一样离开，酒店大堂一地狼藉，没人再记得那原本是场婚礼。

有人把梅绮送进了最近的一家诊所，医生说她下体撕裂，出血严重，幸亏送得及时，不然命都保不住，她整整昏迷了两天，醒来后一句话都不说，眼神空洞。

张瑛守在床边，但两人的关系也从那天起出现了裂缝，他虽然没错，却也无法面对一个被人当着面凌辱的妻子，他自责，但又无能为力，三年后，两人离婚。

从医院出来后，梅绮再没拍过电影，她试图回到生活中，可怎么都回不去，人们对她的目光变了，街坊邻居也不再热情，她搬了几次家，最后一个人住在北角的小房子里。

1948年，她再婚，对方是个做布匹生意的富商，对她不错，但她的情绪一直起伏不定。

有时在街头突然发呆，有时整夜不睡，她常说梦里还是婚礼那天的场景，醒来后满头大汗。

后来她开始去教堂，说想找点心灵寄托，但她的状态越来越不稳定，有时候在教会讲一些极端的言论，说“人类该灭亡”“男人都是魔鬼”，牧师也渐渐疏远了她。

1966年，她被查出舌癌，医生说是晚期，已经扩散，她没有太多反应，只淡淡地说：“那也好。”

她走得很安静，没有办追悼会，她的第二任丈夫说：“她其实从来没真正活过，早就死在那天晚上了。”

她的事，后来被一些历史学家记录下来。学者刘智鹏和丁新豹合著的《侵略的证言》里有提过类似事件，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说是她，但细节高度吻合。

而根据香港战后军事法庭档案，当年确有多起女性在公共场合遭日军轮奸的记录，战犯小畑千九郎也因类似罪行被判处绞刑。

湾仔洛克道、铜锣湾、油麻地，这些地方都曾设有慰安所，当时至少有数百名女性被强征，其中一部分是华人。

有些家庭为了保女儿安全，让她们剪短头发、穿男装，甚至故意让她们脸上涂泥，假装疯癫。

很多人问，为什么日军这么做？部分史料提到，当时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下令给士兵“放三天假”，还说可以自行“取乐”。

这就变成了血淋淋的“掠夺权”，他们不分贵贱，见女人就抢。梅绮的身份显赫、长相出众，更成了他们眼里的目标。

几十年过去，关于她的故事逐渐被改编成影视剧，有些剧名改了，有些细节加了艺术处理，但现实总是比戏剧更残忍。

她这一生，从红极一时的女星到无声无息地离世，只因为战争的一天。

现在的香港，每年12月25日，有些老人还会对着钟楼默哀，他们不是为圣诞节，而是为那天的死者和受害者。

这不是一场婚礼悲剧，是一段历史的伤疤，它提醒我们，真正恐怖的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人在恐惧中变得冷漠。

参考资料： 刘智鹏、丁新豹：《侵略的证言：香港沦陷史料辑录》，三联书店，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