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三个月前中央红军入黔，蒋介石的“追剿”战略暗藏玄机，十万中央军借道贵州，薛岳部队进驻贵阳后立即接管城防，黔军被分割调往遵义、毕节等边远地区，王家烈在回忆录中记载：“城内粮仓、军械库皆插中央军旗，调兵手令需薛岳副署方得通行。” 权力博弈在1935年3月白热化，蒋介石亲赴贵阳督战，其专列尚未停稳，蓝衣社特务已封锁车站，据《贵州近代史》记载，王家烈率卫队迎接时，发现贵阳警备司令已换为中央军嫡系郭思演，更致命的是，蒋介石以“整编剿共”为由，停发黔军每月二十万银元军饷，导致士兵持空枪上街滋事。 王家烈试图联络旧日盟友破局，他密电广西李宗仁请求支援，却不知粤军余汉谋早已将密电抄送南京，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带着五万银元现钞，在遵义柏辉章师部达成交易——这位黔军悍将答应倒戈，条件是整编后保留师长职位并领取双倍饷银。 4月6日的最后通牒充满戏剧性，军政部次长陈诚突然造访王家烈官邸，随行卡车满载贴着封条的银箱。“绍武兄若体面辞职，这三万大洋足够沪上逍遥；若执意掌兵...”陈诚话音未落，后院传来瓷器碎裂声——王家烈的三姨太失手摔碎了陪嫁翡翠镯。 四十八小时后，张学良的专机盘旋在贵阳清镇机场上空，王家烈登机前与薛岳的对话被特务记录在案：“黔省交与兄台，望善待我袍泽。”舷窗外，三辆军用卡车正驶向威清门王家公馆，领队的蓝衣社特务李仲公手持“逆产清查令”，将库房内八十箱烟土、二十箱银元尽数查抄。 这场权力更迭展现蒋介石的精密算计，他先以剿共名义合法驻军，再断粮饷引发兵变，继而重金策反将领，最终用“考察路费”完成体面收场，据台北“国史馆”档案披露，蒋介石在日记中批注：“黔事如庖丁解牛，当循其纹理而为之。” 王家烈的失势标志西南军阀时代终结，其旧部何知重、柏辉章部被改编为中央军102、103师，调离贵州参与抗日；与桂系合作的“三省互助条约”作废，贵州烟土通道改经武汉，每年为南京政府增收三百万关税。 1949年这位末代“贵州王”选择留守大陆，将贵阳私宅“虎峰别墅”捐作政府办公地，晚年参与编修地方志时，对那段风云变幻只字不提。 2015年北京保利秋拍会上，王家烈辞职手稿以120万元成交，泛黄信笺上的字迹力透纸背：“烈才疏学浅，难当大任...”落款处沾染的墨渍，恰似那个春天贵阳城头未干的血迹。 （本文综合参考《贵州近代史》、《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剿共军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