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整合女真各部进程中，同步利用蒙古诸部割据态势（察哈尔部控制东部，科尔沁等部受其压制）推进对蒙战略。 1593年科尔沁部于古勒山战败后，迫于建州军事压力与察哈尔威胁，率先归附；扎鲁特部亦随之效仿。 建州军事威慑与察哈尔东扩压力共同促成东部蒙古与女真联盟。 联姻体系呈现制度化特征：1612年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与努尔哈赤缔结首例政治婚姻，建立双向联姻模式（满洲宗室女嫁蒙古贵族，蒙古贵族女入清皇室）。区别于汉唐单向“假公主”和亲，该制度贯穿清朝始终。 清廷推行双向联姻：努尔哈赤侄女嫁科尔沁奥巴台吉，皇太极纳三位科尔沁后妃，顺治两立蒙古皇后，康熙朝六位公主联姻蒙古。 根据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的统计数据分析，清代皇室与蒙古诸部共缔结586次婚姻关系，涵盖双方贵族阶层的双向联姻。 制度化管控体现为行政与军事双重手段：1626年设蒙古衙门（1638年改制理藩院），通过盟旗制度分化蒙古势力；皇太极更以'分而治之'理论（'蒙古如云，云合则致雨，分则散'）为指导，构建九等封爵体系。 1635年清廷完成蒙古八旗军事建制，将蒙古骑兵纳入八旗体系独立编组。该军事整合政策具有长期延续性：至19世纪中叶，科尔沁部将领僧格林沁仍任清军统帅，表明满蒙军事联盟存续逾两百年。 "满蒙文化呈现制度性互渗：满文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制，“贝勒”“台吉”等称谓承袭蒙古体系；蒙古贵族则接受满洲礼仪服饰，双方互动持续至清末（如理藩院档案显示，1880年代蒙古王公仍按规定参与宫廷年班）。 该体系持续至清末，通过制度性约束（定期朝觐、法律管辖）与利益绑定（贸易特权、宗教控制），实现“满蒙一体”的政治建构，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