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在云南烟草行业的历史长河里，褚时健这个名字始终绕不开。 这位曾经的玉溪卷烟厂掌舵人，用十八年时间把濒临倒闭的小厂打造成年纳税过百亿的龙头企业，却在退休前夜栽进了经济犯罪的泥潭。 他的人生轨迹就像云南山间的云雾，既升腾过耀眼的高度，也坠入过深不见底的峡谷。 褚时健出生在云南农村，家里排行老三。 两个哥哥幼年夭折，父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新生儿身上。 父亲早逝让他早早扛起家庭重担，十五岁就接手了家里的酿酒作坊。 年轻时的褚时健展现出了惊人的经营天赋，把祖传的酒坊打理得井井有条。这种与生俱来的管理才能，后来成为他人生起伏的关键。 上世纪六十年代，褚时健被扣上"右派"帽子。 但即便是那个荒唐年月，他的实干能力依然被看重。造反派头目舍不得这个能人，派他去管理奄奄一息的糖厂。结果他只用一年就让糖厂起死回生，年利润翻着跟头往上涨。 这手点石成金的本事，让他在特殊年代里既戴着"右派"帽子又受人敬重。 1979年对褚时健来说是个转折点，刚摘掉"右派"帽子的他接到调令，接手连续亏损的玉溪卷烟厂。当时厂里设备老化，工人懒散，仓库堆着卖不出去的香烟。 新厂长走马上任头三个月没开大会，天天蹲在车间研究生产线。他发现机器是五十年代的老古董，烟叶质量参差不齐，工人干多干少一个样。 褚时健的整改从三方面下手，先是自掏腰包买来国外优质烟种，派技术员下乡指导烟农种植。接着咬牙贷款从英国引进先进生产线，把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倍。 最难的是打破"大锅饭"，他顶着压力推行计件工资，干得好的工人月收入能顶过去半年。 到1988年，玉溪卷烟厂年利税突破百亿大关，生产的"红塔山"香烟成了硬通货，批条子都要排队等三个月。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褚时健心里却起了波澜。 看着自己每月四千块的工资条，对比着经手的百亿资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开始盘算退休后的生活。1995年，审计部门查账时发现卷烟厂账目有三百多万缺口。 这钱后来被证实是褚时健授意设立的"小金库"，准备用来给自己和亲信发养老钱。事情败露后，他儿子连夜逃往国外，女儿在审查期间自杀，原本风光无限的"烟草大王"成了阶下囚。 1999年的庭审现场，满头白发的褚时健当庭翻供。 对于检方指控的3630万受贿金额，他坚称从未经手。 倒是承认了私分400万集体资金的事实，说这是十几年累积的超额奖金，"该认的罪我都认"。 最终法院判了无期徒刑，这个判决在当时引发不小争议——毕竟他创造的税收能建几十个卷烟厂，功过到底该怎么算？ 铁窗生活没压垮这个七旬老人，2001年保外就医后，褚时健包下哀牢山2400亩荒坡。当地人都说这老头疯了，拿种地的钱打水漂。 可他带着老伴住进工棚，白天扛着锄头满山转，晚上翻农技书做笔记。头三年橙树光开花不结果，急得他满嘴起泡。后来发现是土壤酸碱度不对，又雇人运来二十多车有机肥改良土地。 2008年冰灾让褚时健因祸得福，湖南、江西的冰糖橙绝收，他趁机改种这个品种。 别人种橙子靠天吃饭，他搞起精细化种植：每棵树间隔必须三米，每年剪枝三次，肥料按克称重。 2010年橙子上市时打上"褚橙"标签，靠着过硬品质和传奇故事，批发价卖到市场价两倍还供不应求。七十五岁再创业的老褚，硬是在古稀之年闯出了"中国橙王"的名号。 2019年春，九十二岁的褚时健在玉溪安然离世。 哀牢山的橙园依旧郁郁葱葱，前来参观的人总会站在观景台眺望那片果林。山风掠过树梢的沙沙声里，仿佛还能听见老厂长当年扛着测土仪满山跑的脚步声。 这个用大半辈子演绎大起大落的云南汉子，最终在黄土地里找到了人生归宿。 主要信源：（界面新闻——属牛的褚时健，传奇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