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算不算汉奸呢，为了避免金军屠城而说“舍九族而保一城”，接受了金人的任命，被迫做了傀儡皇帝，但是他从没住过皇宫，自称“予”而非“朕”，公文用“手书”而非“圣旨”，金军撤退后，他立即还政给赵构，主动谢罪“权宜一时以纾国难”。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张邦昌确实像是被历史洪流裹挟的“背锅侠”。金人屠城威胁下，满朝文武没人敢出头，只有他被迫坐上那把烫屁股的龙椅。但仔细想想，这人的矛盾性简直离谱——明明在金营当人质时还敢和完颜宗望拍桌子吵架，怎么转眼就成了“叛徒”？其实他称帝后的操作更魔幻：龙椅只坐西边，圣旨叫“手书”，连后宫嫔妃送上门都连夜打包退回。更夸张的是，金兵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把传国玉玺快递给赵构，还亲自跑到商丘跪地痛哭求死。这么看，说他“卖国”实在有点冤。 但问题就出在这儿。古代讲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你张邦昌再怎么解释“权宜保民”，穿上龙袍就是原罪。南宋朝廷需要树立“忠奸对立”的典型，李纲们揪住他僭越称帝的把柄不放，赵构嘴上说着“宽恕”，转头就默许用“睡了宋徽宗小老婆”的桃色罪名把他弄死。历史书写权在胜利者手里，张邦昌连自辩的机会都没有。《宋史》把他扔进《叛臣传》时，压根没提他保全汴京几十万百姓的细节，反而大书特书“私通宫嫔”这种八卦，摆明了要搞臭他的名声。 换个角度想，如果当年张邦昌硬气拒绝当皇帝，汴京城真被屠了，后世史书会怎么写？大概率夸他是“守节忠臣”，顺便把黑锅扣给金人。可他偏偏选了最难的路——自己背着骂名换一城活命。这种“牺牲一人救万人”的选择，放在现代价值观里或许能被理解，但在儒家纲常至上的年代，就是妥妥的“不忠不义”。连替他说话的史学家都只能拐弯抹角夸两句“非大奸也”，生怕被贴上洗白汉奸的标签。 更讽刺的是，同样是投降派，秦桧跪着给金人当狗还能善终，张邦昌跪着把江山还给赵家却难逃一死。说到底，他触碰了皇权最敏感的神经——你可以卖国，但不能碰龙椅。赵构杀他根本不是因为“汉奸”，而是怕这个做过33天皇帝的人，哪天又被金人扶起来搞事情。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忠奸善恶的标准，从来不是老百姓的命，而是统治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