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传统史学中对人事进行泛泛记述的方法，已经不再适合现代史学的需要。因此在一次次的史学理论变迁中，学者才会将注意力转向“非人”的领域，转向中时段和长时段，以求发现人之所以为斯人的物质文化背景。然而在今天，当所有的镜头都聚焦在“非人”领域时，“人”的失落却已成为致命的缺陷。说到底，历史变迁的巨大转轮，是由个体的人——尤其是历史中的杰出人物，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一点一滴推动，而不是由所谓的“经济”、“人口”、“文化”这些冷硬的术语概念自发产生的。社会史的各种范畴是从人的行动中抽象出来的，却反而成为了取代人的存在。原本从属于“人”这一范畴的各种概念被架空，被从具体的人身上抽离，是现代史学中显而易见的方向性偏颇。新史学要求了解“所有人”但却往往忽略了“所有人”正是由“每一个不同的人”聚合作用而来的。个体的人当然在根本上被“整体历史”所规定，但“整体历史”却无法跳过“个别的人”，自动自为地实现。历史之所以不会成为布罗代尔所言的那种“不变的历史”，就是因为在现实中每个个体身上都存在着对“结构”进行破坏和重组的能量。当然，重提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返回二十四史的旧有模式，而是希望强调，前辈学者所努力达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研究，归根到底正应当为了理解这个时代，理解这个时代中的具体的“人”的具体行动而存在。由于有了那些卓越的研究，我们对于时代中的“人”的理解，应当是从本质上超越二十四史的简单叙事形态，而不是反过来，变成毫不关心的空白。（《王融与永明时代》，pp.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