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师长孙进贤及数千残部，被四百多解放军包围在元江附近。孙进贤派情报科长陈子强来同解放军接洽谈判。

陈子强举着白旗进入解放军阵地后，鬼鬼祟祟，东张西望，偷看兵力部署。显然，他是想假借谈判之机来侦察虚实。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一七○师师长孙进贤率部在即将逃脱元江的时候，曾得意忘形地吹嘘道：“从无量山中走出去，共产党的军队就被我们甩掉了！”

孙进贤哪里想到在这之后，三十七师一部、滇桂黔边纵队九支队和民兵在师长周学义率领下，经过8个昼夜的追击，成功地将孙进贤及其部3200余人围困在鹦鹉山上。

插翅难飞的孙进贤，逃又逃不脱，打又打不赢，穷途末路之际他终于想出一个苟且偷生之策：要求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并且派情报科长陈子强前来联系。

这时，经过长途追击，野战军能投入战斗的只有400余人，好在“边纵”的3000余人已赶来支援，而敌人尽管已无斗志，尚有3000余人，要想吃掉还需时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

周学义师长思考良久，遂同意与敌人谈判，并且派出性格稳健、口齿犀利的一○九团副团长周峰为谈判代表前往敌军阵地。

路上，周峰与陈子强拉家常的时候套出了孙进贤部的“家底”：敌人拖家带口，可见对家属非常看重，不过，敌人内部已经趋近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各领导人对形式的判断摇摆不定。

周峰针对敌情我情，迅速确定了谈判思路：第一，不示弱；第二，耐心说服，讲清全国形势，并讲明我军的优待政策；第三，抓住弱点，揭露敌人企图，随机应变。

孙进贤提出的第一条要求是：要到建水缴枪，原因是他们沿途作恶多端，怕老百姓找他们算账。

周峰回答说必须按陈赓司令的命令，就地缴枪。

孙提的第二个条件是军官不能同家属分开，还要给马骑。

周峰答应了第二个条件。

“还有什么条件？”周峰问孙进贤。

诡计多端的孙进贤在谈判的最后时刻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要给个起义名义。

周峰早就料到了这一招，“你们都是明白人，该认清形势了。如果在淮海战役时起义，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会给你们起义名义。但你带着部队逃跑了，现在想要起义名义，为时已晚，只有无条件投降。”

话音刚落，政训处主任刘启凡暴跳如雷地站了起来大叫：“非要起义名义不可！我们还有3000多人，还可以打一下，可你们呢？不仅人少还武器差，根本就打不过我们！”

这话像一根导火线，点燃了敌诸将官心中残存的一点点幻想，死气沉沉的敌将官一下躁动起来。

周峰心想，这个家伙是在唱“空城计”，搞讹诈，不将他的气焰压下去，谈判局势就此可能发生逆转。

于是，周峰严厉地说：“滇南战役前，你们还有三四万人马。但没有几天，你们就输光了。全国解放战争初期，你们人多枪多，有飞机大炮，有几百万人马，但没有几年时间，不也是输光了吗！”

刘启凡执迷不悟，抢着说：“我们不讲历史，只讲现实！兔子死了还要蹬蹬腿呢，更何况我们还有兵力优势。”

周峰继续发动心理攻势，“你们现在这点人马算得了什么！我们的力量比你们大十几倍。你们四周都是解放军和边纵游击队，澜沧江上的各个重要渡口也早被我军占领了。

你们想逃到别的地方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也是异想天开，那里早已经解放了，就算你们有几个漏网分子逃出国外，也是寄人篱下，成不了什么气候！

你们与人民为敌一生，最后不能再背个背叛祖国的罪名吧！

现在，你们被围困在大山里，缺粮断炊，以马肉为食，马肉能吃几天？吃光了又怎么办？你们能冲出我们的包围吗？

即使冲出去，留下那么多家属怎么办？你们流落在昆明的妻室儿女怎么为？这一切，不值得你们好好想一想吗？”

这一连串掷地有声的发问，把刘启凡嚣张气焰压了下去，谈判气氛渐渐缓和下来。

孙进贤垂头丧气地表态道：“既然我们里外不是人，还有什么好说的，请周代表回去请示陈赓司令员，让我们再商量商量。”

周峰听出孙进贤的话语带有哀求的成分，也就趁势说：“我代各位向首长请示，还请你们再认真考虑一下，替你们的妻室儿女想一想，今天的谈判就到这里吧！”

陈子强护送周峰原路返回。

2月6日早上，陈赓司令员明确答复：敌一七○师只有无条件投降，不给起义名义。

无奈，陈子强只得带上劝降信赶了回去。

2月8日上午，孙进贤终于带着他的3000余名残兵败将前来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