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徐国富去世，享年85岁。追悼会上，若尔盖县的县委书记亲自前来致哀，礼堂外站满了赶来送行的干部与群众。他的墓碑上刻着“红军战士徐国富之墓”几个大字，是县里特批的。 而在墓碑下方，他的孙子跪着点了三柱香，说了一句：“爷爷，国家没忘你。” 六年前，徐国富刚刚拿到那本红色的荣誉证书时，话不多，却把证书小心裱好，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那年春天，县里举行大会，表彰二十七位被确认为“失散红军”的老人。会场座无虚席，掌声雷动。主持人一声喊：“请失散红军上台领证！”徐国富却站了起来，拄着拐杖，声音洪亮：“不是失散，我们就是红军！” 现场一度沉默。主持人愣住，台下的人也都看向他。徐国富脸上带着红军特有的坚定，说：“1935年，我们是被命令留下来的，不是自己跑的，我们从没脱离信仰。”县委书记点头致意，改口：“请红军战士上台领证！”掌声再度响起，更加热烈。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过若尔盖。战士们穿越沙克山和草地，缺氧饥寒交迫。部队行军紧急，很多伤员和体力不支的战士不得不留下。 那些人中，有人伤好后想追上部队，可战乱频发，道路阻断，最终大多留在了若尔盖。藏族牧民收留了他们，有的教他们放牧，有的让他们住进牛棚。日子久了，他们学会藏语，娶了藏族女子，有的还在草场上搭起帐篷过了一辈子。 这些人不再穿军装，不再拿枪，但骨子里一直是红军。他们干农活、牧羊、烧砖盖屋，用双手养家糊口。村里人尊称他们“汉族阿爸”，孩子们也听他们讲草地上的故事。 直到1984年，中央下发文件，要落实优抚政策，寻找那些长征途中留下的红军战士。若尔盖县接到通知后，组织干部逐户走访，一个村一个村查，确认了二十七位老红军仍健在。 县委决定召开大会，为他们补发荣誉证书、落实补助待遇。 证书发下之后，生活变了。每个月有人送来生活用品，逢年过节干部上门慰问。老红军每人每月有了养老金，看病有了报销。 有一次，徐国富摔了一跤，县医院派车把他接走，还安排了藏语翻译。医生给他换药时说：“您是红军，我们不能让您吃亏。” 那几年，徐国富最常做的事就是讲故事。他被请到中学、小学，坐在教室前头，说那时候怎么过草地、怎么啃树皮、怎么和敌人对打。 他说自己当时伤了腿，部队让他留下，说等后面有条件会回来接他。他等了很久，等来的不是队伍，是草地的风。可他没改过名字，没藏起身份。他说：“我不是散兵，我是红军。” 二十七位老人中，徐国富最硬朗。他常戴一顶洗得发白的旧军帽，坐在县城广场的长椅上，跟年轻人聊红军路。他说自己这辈子就值两件事：一是走过草地，二是看到国家还记得他。 后来其他老红军也陆续去世了。有人在草场病逝，有人在家中安详离去。县里为他们每人立碑，记录他们的部队番号、籍贯和长征路线。 有人提议修一块纪念碑，把他们的名字刻上去。县文化馆开始整理资料，把他们的口述历史录下来，编成《红军留在若尔盖》。 书出来那年，封面用的是徐国富的照片。他站在一块石头前，手里拿着证书，帽檐下露出笑容。照片旁边印着他的一句话：“国家没忘我，我就没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