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弥留之际的邓稼先向中央提出一份建议书、指出世界上的核弹理论水平接近极限，接下来重点可能不在大型核武器身上！为了让国家不再落后于人、他联合于敏向中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参考资料：“这份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都重要”光明日报2024-05-21）   1986 年，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内，一位老人面色苍白，形容枯槁。他刚经历了直肠癌手术，身体极度虚弱，却依然 “悬坐” 在轮胎内胎上，用颤抖的手紧握铅笔，在稿纸上艰难书写。他，就是 “两弹元勋” 邓稼先。而此刻，他正在完成人生中最后一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 联合于敏，向中央呈上一份至关重要的建议书。   彼时，世界核格局风云变幻。邓稼先敏锐察觉到，全球核弹理论水平正接近极限，未来重点或许不再是大型核武器。这一洞察，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他对国家核战略布局新思考的大门。多年投身核武器研究，让他深知我国在核领域的处境。   当时，一些核大国为维持优势地位，极有可能同意全面禁核试。美国已进行了 1000 多次核试验，苏联也接近这一数字，他们的核武器研制水平近乎臻于极限，即便停止试验，影响也相对有限。   可中国呢？彼时仅仅完成了 30 余次核试验，新一代国防战略装备研制正处于最敏感、最关键的爬坡阶段，诸多重要成果和进展胜利在望，却尚未最终敲定。一旦被迫禁核试，中国多年来在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上的努力，将功亏一篑，遭受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邓稼先心急如焚，病情的折磨丝毫未能阻挡他为国家谋划的脚步。为了让国家不再落后于人，他强撑着病体，联合中科院院士于敏，决心向中央谏言，建议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他深知，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国家未来的安全与发展。   在医院与研究所之间，有一个身影忙碌穿梭，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作为邓稼先多年的同事和学生，胡思得全程参与了这份建议书的起草，承担起两边联络的重任。由于邓稼先身体状况极差，每次手书意见时，笔迹都缭乱不堪。但胡思得从不抱怨，他耐心整理邓稼先的想法，交给于敏、胡仁宇等专家修改，再将修改稿送回医院，让邓稼先逐字逐句审阅。   3 月 14 日，邓稼先刚打完化疗，身体极度不适，可他仍坚持写下一封信。信中，他在对建议书签名上报方式做出安排后，罕见地提及了病痛：“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 但也仅此一句，随后他便全身心投入到对建议书的斟酌中。   许鹿希，邓稼先的妻子，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场景。病床上的邓稼先，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密封的信件，眼神坚定，对她说：“这份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都重要！” 这句质朴却饱含深情与担当的话语，彰显出邓稼先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生死之上的崇高境界。在他心中，国家的安危、民族的未来，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生命。   经过无数次的讨论、修改与完善，1986 年 4 月 2 日，这份凝聚着邓稼先、于敏等一众科学家心血与智慧的建议书终于定稿，并以两人名义向中央呈报。很快，建议书得到了中央的同意。这份建议书不仅体现了科学家们对国际形势的精准判断，更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详细列出了达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然而，命运却没有给邓稼先更多的时间。118 天后，1986 年 7 月 29 日，邓稼先带着对国家的无限眷恋和未尽的期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62 岁。他留下的最后嘱托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这简短的话语，饱含着他对国家核事业的深深牵挂与殷切期望。   此后，中国核武器事业踏上了 “十年加快” 的征程。科学家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智慧，越过了核大国布下的重重障碍，在核武器研制水平上实现了质的飞跃。1996 年 7 月 22 日，于敏、胡仁宇、胡思得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感慨道：“十年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建议书的正确性。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同年 7 月 29 日，中国西部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个特别的时间点，虽是巧合，却仿佛是冥冥中对邓稼先的一种告慰。清晨，试验队伍出发前，胡思得动情地说道：“老邓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们一定能成功！”   邓稼先的一生，是为国家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生命，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国家的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他与于敏联名呈上的这份建议书，其价值难以估量，它不仅改变了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轨迹，更让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核格局中站稳了脚跟。   如今，当我们享受着和平与安宁，不应忘记像邓稼先这样的英雄们，他们用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赞歌。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追求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