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大怒：“这是奴才时期才会有的思想，怎么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说完之后，他直接撤销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位，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决定消除中医。 1975年7月23日深夜，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灯火通明。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从老式钢丝录音机中流淌而出，打破了夜的寂静。81岁的毛泽东静静地躺在临时搭建的手术台上，左眼蒙着纱布，面容平静如常。而站在他身旁的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手握细如发丝的金针，心跳却已飙升到每分钟120次。 就在几个月前毛泽东的视力急剧下降。身为新中国领袖，他每日需批阅无数文件，嗜书如命的他更将读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然而，老年性白内障的侵袭让这位82岁的老人几乎双目失明。看不清字，批不了文，甚至连熟悉的诗词都成了模糊的影子。这对一位领袖、学者、诗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折磨。 中央高度紧张，这件事被列为最高机密。总理周恩来亲自坐镇，召集全国顶尖眼科专家到北京305医院会诊。病历上没有姓名，只有性别、年龄和详细病史。专家们分成两组：西医组，由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晓楼和广州中山医院的毛文书领衔，均为眼科泰斗；中医组，则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唐由之担纲，他以改良的“金针拨障术”闻名。 两组都宣称手术成功率高达85%，但谁能担此重任？ 悬念就此埋下：西医手术切口大，需缝合，风险高；中医针拨术创口小，恢复快，却鲜为人知。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慢性肺心病、频繁咳嗽——让选择变得异常棘手。咳嗽可能撕裂西医手术的缝合线，而中医的古老技艺能否经受考验？ 要理解这场手术的抉择，需回溯中医在近代的坎坷命运。清末以来，中医屡遭打压。1879年，国学大师俞樾因家庭变故，公开质疑中医疗效，掀起第一波反对浪潮。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之外。1929年，南京政府更提出“40年内消灭中医”的激进政策，禁止中医宣传、办学，甚至要求医生考证登记，意在“温水煮青蛙”。 新中国成立后，局面并未好转。1951年，卫生部某些领导公然宣称中医“不科学、不卫生”，主张废除中医，推行西医。全国80万中医面临生存危机，而西医仅有不到1万人，且多集中在大城市，广大农村几乎无医可求。婴儿夭折率高达20%，人均寿命仅35岁，中医若被消灭，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怒了。他在1951年痛斥：“看不起中医，这是奴才思想！”他深知，中医不仅是医疗手段，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早在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长征途中，中草药救治了无数红军伤员；延安时期，中医李鼎铭用四剂中药治愈了他的关节病。这些经历让他坚信，中医不可或缺。 1955年，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时，巧妙解释“上火”概念，赢得主席赞赏：“西医要学中医，才能讲明白！” 然而，中西医的矛盾并未消解。1974年的会诊中，西医组主张用冷冻摘除术，切口达180度，需缝5针，术后若咳嗽，可能导致眼内物质外溢，风险极高。中医组的唐由之则提出“针拨套出术”，切口仅2毫米，无需缝合，适合年老体弱者。西医专家张晓楼直言：若用西医手术失败，尚可被同行理解；若中医失败，全国眼科界乃至人民都不会原谅。 1975年7月23日，手术最终敲定由唐由之主刀。他的“针拨套出术”融合了古法金针拨障术与西医摘除术的优点，创口小、时间短、恢复快。唐由之并非盲目自信，他已成功完成数千例类似手术，包括为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治疗白内障——那次手术，患者因震颤症头部晃动120多次，他仍稳稳完成。 手术前的240天，唐由之几乎夜不能寐。他多次向毛泽东讲解白内障的成因、手术原理，耐心劝说这位素来“只信医生三分”的领袖。毛泽东起初抗拒手术，但在唐由之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的讲解下，终于点头同意。 他甚至要求所有手术器械必须国产，彰显了对国医国术的信任。 手术当晚，书房内气氛紧张。护士不慎打翻水壶，唐由之强压心跳，在《满江红》的旋律中稳稳下针。4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毛泽东惊讶道：“已经好了？我还以为没开始！”纱布盖上左眼，他仍平静如常。 术后第三天，唐由之准备换药，却发现毛泽东已迫不及待地开始读书。担心感染，他坚持让主席继续蒙眼，却引发了一场“小冲突”。毛泽东不耐烦地挥手：“平日我是主席，你们听我的；今天你是大夫，我听你的！”最终，他接受了透明眼罩的折中方案，继续投入工作。 手术成功，毛泽东左眼重见光明。他挥笔写下：“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这不仅是对手术的赞许，更是对中医价值的肯定。可惜，次年右眼手术未及进行，毛泽东便因病去世，唐由之抱憾终生。 深夜书房，金针落处，光明重现。毛泽东与唐由之的故事，是一场关于信任与传承的传奇。中医，这门古老的智慧，因伟人的力挺而焕发新生。它不仅是治病之术，更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值得我们继续守护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