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成都。开国中将廖汉生在一次军区视察中，突然提出要见一位副部长，这个人职位不高、年纪不大，行政等级才16级，可就是这个人，竟让廖汉生当场皱眉，说了一句：“太低了，这怎么安排的？” 这个人叫向轩，他不是一般人，生在贺家，母亲是贺龙的五妹贺满姑，姨妈是有名的“湘西双枪女英雄”贺英。 向轩7岁就跟着红军走，9岁上了长征的队伍，别人爬雪山他也爬，别人走草地他也走，别人吃红薯他分不到，就啃树皮，冻得直打颤，他还背着一台大电报机。 红军大部队在雪地里前行，他个子最小，经常一脚踩进雪坑拔不出来，战士们笑他“电报机背得比人高”。 但没人敢说他掉队，他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腿上永远是新的冻伤和旧的疤。 在部队里，他干过通信员，当过机要兵，也带过班，打过仗，1948年荔北战役，他已经是工兵连长。 部队要打敌人碉堡，可没大炮，向轩就指挥战士拆汽车钢板、油桶，拼拼凑凑搞了个土炮，自己带头上阵。 那次打仗，他身上中了二十多片弹片，右眼直接炸坏，后面再也没好，医院的医生说，这娃命大。他说：“命是革命给的。” 1955年授军衔那年，他拿了中校，那时候一句话传得广：“红军不下校。”意思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哪怕职位不高，也得按资历给足面子。 别人羡慕，他却笑着说：“这不是光荣，是责任。”五年后，升上校，调到成都军分区搞后勤。 按理说，仕途该顺着走，可不知怎么的，一纸调令把他发到了西城区人武部当副部长。 说好听是副职，说白了是闲差，他不吭声，照样干活，不吵不闹，工资领着，文件看着，单位的厕所坏了他第一个上手修。 时间一晃就到了1979年，那年廖汉生来成都军区转，住在军区大院。 他问：“这边还有没退休的贺家人吗？”有人告诉他：“向轩还在，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廖汉生一愣，问：“什么级别？”底下人答：“16级。”廖汉生皱眉没说话。 第二天上午，他直接去了西城区人武部，一进门，向轩正低头写材料，看见他来了，赶紧站起来敬礼。 廖汉生盯着他半晌，说：“你怎么还在这级别？”向轩笑笑：“能干点事就行，我不讲条件。”廖汉生眼圈有点红，转头对随员说：“查一下他的材料，马上报上去。” 后来有人说，那一整天，廖汉生心情都不太好，他跟老部下聊到这事，拍桌子：“打了一辈子仗，干到上校，最后行政级别才16级，像话吗？！” 说实话，16级是个什么概念？那年部队标准，16级就是副团职，工资126块一个月。 对比一下，同年正师职是282块，向轩是上校，正团级的军衔，按说怎么也得是14级起步。 但现实就这么摆着，他是16级，实打实的差了两级，工资差一大截。 有熟悉情况的人说，他这个“低级别”不是没人管，而是年头多了，卡在档案、身份、转调这些事上，一直没人解决。 以前单位有人想帮他跑跑级别，他摆摆手：“别忙这个，单位还有几个老同志更难，先帮他们。” 不只一次有人问他：“你不委屈？”他一句话：“委屈怕什么？活着就能干事。”他也不是没机会，有人劝他提意见，有人说你是贺龙外甥，照顾你合情合理。 他笑一笑：“我这个身份不值钱，该啥级别就是啥级别，别搞特殊。” 他这一态度，把很多人都噎住了，那时候，不少人都在为待遇、级别、安排奔波，而他一句话就把事放下了。 老战友回忆说：“他眼睛不好，行动也慢，可每次单位有会他都不请假，坐最后一排，静静听完。” 有一年单位组织扫墓，天气不好，几个人没去，他拖着一条不太利索的腿，坐公交车赶去，说：“去看看老战友。” 廖汉生没就此罢休，他回去以后，提了建议，但向轩还是摆手，他说：“我的待遇可以了，别人更苦，你看街上那些退伍兵，有的还在摆摊。”他讲得平平淡淡，但身边人听着难受。 1982年，向轩办离休，单位考虑到他的资历，批了副军级待遇，有人打趣他：“你总算提上去了。”他又笑：“晚点好，早点提也不多吃一口饭。”那年，他56岁，住进了离休所的旧房子，种菜、看书、喂鸟，一天一天过得踏实。 很多年后，有人整理资料，说他是“长征最小的红军战士”，他不吭声。有年轻人采访他，问：“您这么小就上长征，怕不怕？”他想了想，说：“当时不懂什么怕，就想着跟着姨妈走，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战士。” 2023年，向轩去世。走的时候安安静静，没有声张，追悼会上，来了不少人，有人念悼词：“他是革命家庭出身，九岁参军，历经百战，奉献一生。” 有人悄悄问：“他当年升16级的事，后来怎么处理的？”老同志摇摇头：“他不讲这些，他讲的是纪念碑上刻着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