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在南巡途中却发现，驻外大臣所奏报的情况与他亲眼所见大有出入，他认识到多设耳目的重要性，于是开始鼓励宠信的大臣写秘密报告，将地方民情及当地官员的动向以密折形式上奏。

其中，江南织造便是康熙帝搜罗江南情报的站点。无论是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信息，都是康熙帝收集的对象。

康熙三十二年(1693)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早，六月中降雨，江南织造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康熙帝钦点的有权密报的大臣之一。

曹寅年少时曾为康熙帝的伴读，后在朝中做过官，与康熙帝的关系匪浅。

后来曹寅外放为两淮御史，康熙帝因此嘱咐他要多写密奏，汇报地方舆情。康熙帝向曹寅说:“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

于是曹寅将南京考场弊案、退休官员平日的活动等地方动态，都密奏上报给康熙帝。

除了掌握江南情形之外，康熙帝也会在京城中刻意设下耳目，康熙帝曾要求他宠信的京中官吏将京城发生的事，巨细无遗地用密听向他报告。

康熙帝晚年为掌控诸位皇子，也多次利用密折了解情况。

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南巡之际，当他听说朝中有人在江南购买女子时，立即委托给王鸿绪一项秘密使命：查访买卖江南女子的幕后指使。

据王鸿绪密访，“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又买一女子，价一百四十两；又一婢，七十两。侍卫 迈子 现在各处买人。广善库郎中 德成格 买有妇人，闻现在船上”。

这几位买主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侍，此外“纷纷买人者甚多，或自买，或交结要紧人员”。

康熙帝对王鸿绪刺探的密报非常警觉，又立即令其进一步弄清背后指使，再行密奏。

王鸿绪又密报称，自己奉旨密访之事，外人似乎已有所知。

他说：“自圣驾到虎丘，范溥向亲戚程某云：有汉大臣说我不好，我不去送驾罢！程某云：‘是太监与你的话么？’范溥云：‘不是太监，是御前第一等人与我的信。”

康熙帝立即在王鸿绪密折上批谕：“此第一等人是谁？”

王鸿绪遵旨再次托人找到程某,问：“这第一等人是亲近侍卫们，还是更上一层的人呢？” 程某回答：“这不敢说。”

王鸿绪仍不罢休，复托人去苏州打听，程某说：“这人岂是平等，我万万不敢说的。”

王鸿绪将这些情况原原本本的向皇帝汇报。

聪明的康熙帝立即明白这“第一等人”便是皇太子，由此更增加了他对皇太子为非作歹的警觉。 康熙帝将密折列为澄清吏治、侦查百官的最高机密，因此对密折呈送过程设计了一套周详的保密措施。

大臣呈报的密折必须放在盒子里用火漆封牢；如果密折已有被拆开的痕迹，康熙帝就不做批示。 康熙帝还将御批的密折一概都发回给报告的大臣，手边从不留底稿，意在警告密奏的大臣：内容如有外泄，责任都在大臣身上。

这是他严格要求臣僚保密的手段，可见康熙帝对保密工作的重视。

康熙帝不仅在密折上奏过程要求大臣严加保密，他自己对密折的批示也十分慎重。康熙帝批示密折从不假手他人，某次他因为右手病痛不能写字，旋即改用左手批示密折。

官员结党营私，欺上瞒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皇帝很难对于下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所谓天高皇帝远也就是这个意思，皇帝能了解的，只有朝堂上官员们汇报的，还有一些地方大员们上报的内容。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层层筛选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清朝之前很多奏折可以轻易地被某些大臣摁下不报。

但密折制度之后，这些挡在皇帝眼前的帷幕都消失了，官场上官员们私底下的小动作被皇帝尽收眼底。

这也是为什么清朝的官员们仿佛都是木偶一般。

因为皇帝设置官僚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向下贯彻自己的意志，达成自己治国的目标。

在这个目标中，皇帝就是大脑，官僚就是四肢和躯体。中国从秦到清一路走来，大环境逐步封闭，逐步僵化，本身就是因为对于皇帝而言，有自我意识的四肢和躯体是不应该的。

清朝之前的皇帝们的种种制度改革，都是在和有自我意识的躯体做斗争，而这一切的斗争结果，就是在清朝达成了目的。

满清成功的做到了四肢按照大脑的意志起舞，从此万马齐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