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委在没有汇报的情况下，把周总理父亲的棺木迁葬到革命烈士公墓。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个清晨，重庆市的天空显得格外明朗。市委的决定已经下达：将周总理的父亲周劭纲的棺木迁葬到革命烈士公墓。这一决定，出于对周劭纲生前为革命所做贡献的尊重，但并未得到周总理的知情或同意。

当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在北京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深知父亲生前虽为革命做出过贡献，但并非烈士，因此没有资格葬入烈士公墓。于是，周总理立即向重庆市委发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将其父亲的棺木立即迁出烈士公墓。

重庆市委在接到指示后，内部产生了不小的波动。一些干部认为，既然周劭纲的棺木已经安置于烈士公墓，且其生前对革命有贡献，就没有必要再迁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周劭纲的一种尊重。

然而，周总理的态度坚决。1954年，他亲自安排了一位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前往重庆，以确保其父亲的棺木能按照他的意愿得到妥善处理。这位同志在重庆的工作并不轻松，他不仅要处理周总理的指示，还要与当地的官员进行沟通，解释周总理的决定。

终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周劭纲的棺木被迁移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腰。按照周总理的再三指示，工作人员并未为其立墓碑，只是简单地处理了葬礼仪式。

在重庆市委会议室内，空气几乎凝固。一位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刚刚结束了他的汇报，他是周总理派来确保周劭纲的棺木迁葬事宜得以妥善处理的。面前坐着的重庆市委的领导们表情严肃，他们刚刚接到了周总理的明确指示：将周劭纲的棺木迁出革命烈士公墓。

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手持周总理亲笔批示的文件，语气坚定而清晰：“周总理指示，周劭纲先生虽有贡献，但不是革命烈士，应迁出烈士公墓。” 他的话语在会议室内回荡，重庆市委的领导们交换着复杂的目光。

会后，市委的干部们开始筹划迁葬的具体事宜。他们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任务感到棘手，但又不敢有丝毫怠慢。毕竟，这是来自周总理的亲自指示。

准备工作持续了数日。重庆市委派出了一支专门的队伍，负责将周劭纲的棺木从烈士公墓迁移到指定的地点。这个地点是一个偏远的小山腰，环境幽静，远离市区的喧嚣。

在迁葬的那一天，天空湛蓝，阳光明媚。工作人员们小心翼翼地将棺木从公墓中抬出，放置在等待的车辆上。整个过程进行得既庄重又沉默。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迁葬，更是一次对原则和信念的坚守。

车队缓缓驶向目的地，穿过城市的繁华，进入乡间的宁静。在小山腰的安葬地点，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棺木被缓缓放入挖好的坑中，然后被土壤覆盖。整个过程中，没有响起丝毫的悲伤之声，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响。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迁葬现场没有建立墓碑。只有一块简单的标志石，上面刻着“周劭纲之墓”几个字。在这个偏僻的小山腰，周劭纲的最后安息之所显得朴素而庄重。

虽然迁葬引起了一些争议，但重庆市委的干部们深知，周总理的每一项决策都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深厚感情和对原则的坚守。在新中国的那个时代，周总理的这种坚定和原则性，对许多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清楚，这不仅是一项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一次对党性原则的考验。周总理对待家人的严谨态度，让他深刻体会到领导人的责任和担当。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原则性对于新成立的政权来说至关重要。

迁葬工作完成后，虽然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公开仪式，但消息还是在党内外传开了。一些干部和普通群众对周总理的这一决定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周总理过于严苛，不顾及家庭情感；也有人赞扬他坚持原则，不让私情影响公务。但不论是赞同还是质疑，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周总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高尚品质。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件事渐渐成为了一个传奇。人们通过这个事件，看到了周总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他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反映出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责任感。这种不折不扣的原则性，成为了新中国众多领导人学习的榜样。

在周总理的一生中，这件事或许只是众多决策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却显著地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对党的忠诚。周总理始终坚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时刻将党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信念和行动，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终，周劭纲的坟墓在那个偏僻的小山腰静静地守护着历史的记忆。而周总理的原则和坚持，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