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翻译唐健生做了一项疯狂举动，他杀光大使馆的所有人，瞬间房间内血流成河，然而多年后当真相浮出水面后，办案人员不禁傻眼了。 （信息来源：2009年01月22日中国新闻网——解密27年前我驻外使馆一起凶杀案 惨案缘于一句话） 1982年7月29日清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雨水不但未能带走炎热，反而使得空气中弥漫着更加闷热的湿气，在这样的天气背景下，那座平日代表国家尊严的14层建筑，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馆，此刻却笼罩在一片难以名状的惶恐氛围之中。 谁也想不到，一场血腥的杀戮正在这里发生，而动手的人，竟然是自己人，一位名叫唐健生的年轻外交官，他亲手枪杀了九名同事。 唐健生这个名字，就这样跟“莫桑比克惨案”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可单看他的履历，你很难把他跟杀人凶手画上等号，干部家庭出身，学习优秀，当兵时表现突出，进入外交部后也是个受过表彰的“好苗子”。 这样一个看似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本该在外交舞台上有所作为，谁知最后竟会以这种方式收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会从一个人人看好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冷血杀手？ 回头看，唐健生性格里的“刺”可能早就埋下了，他有些骄傲，甚至说得上是自负，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还有点不容置疑的“英雄主义”情结，用他自己的话说，犯罪是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利欲熏心，法制观念缺乏”。 但这几句轻飘飘的自我批评，恐怕遮不住更深层的问题，一个自尊心强到近乎脆弱的人，在遇到挫折、批评时，心理防线是怎么一步步垮掉，最终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而压垮他的那根稻草，来得似乎很平常。 起因，只是一句听起来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冷漠的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是惨案发生前一个多月，1982年6月17日，唐健生护送同事居某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然而到院后，却遍寻不见医护人员，而同事的病情又十分紧急，情况危急之下，唐健生立即联系使馆，向担任一等秘书职务的李某紧急请求协助。 电话那端的回复，刹那间点燃了唐健生的怒火，在他耳中，这番话不只是蓄意推诿，更是公然侮辱人格，极大地伤害了他的尊严。 事情没有就此打住，电话里的争吵升级成了办公室里的肢体冲突，随后是史参赞的严厉批评，以及让他停职检查的处理决定，这一连串的打击，对唐健生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被所有人孤立、排挤，甚至是被蓄意报复，他内心的不满、愤怒和不安全感迅速膨胀，像个越吹越大的气球，最终把他推向了绝望的边缘。 到了1982年7月29日清晨，这个被怨恨和绝望填满的气球，终于炸了。 唐健生起了床，将上了膛的手枪和备用子弹放进口袋，他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冷静得可怕，他从五楼走到七楼，再下到四楼和八楼，目标明确。 他用各种借口，比如借手提包、找人聊天、要点药品，骗取同事的信任，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趁其不备，扣动扳机，前后共有九位同事，倒在了他的枪口之下，其中甚至包括之前批评过他的史参赞。 为了拖延时间，他还切断了使馆的部分电话线，试图制造信息孤岛，他清楚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也可能根本没想过要退路，他要的就是这最后的疯狂，杀戮过后，他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停止行动”，然后，他扔下武器，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结局毫无悬念，唐健生被迅速控制，随后押解回国，经过审判，1982年12月13日，他被依法执行枪决。 枪声为这起骇人听闻的使馆惨案画上了句号，但它引发的思考，远未停止，如果当初，那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能换一种更委婉、更有人情味的方式表达？如果唐健生本人，能少一些那份过度的骄傲和敏感，多一点理解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更进一步看，在一个等级相对森严、工作压力巨大的外交环境里，有没有更顺畅的内部沟通机制？有没有足够的渠道来关注和疏导年轻外交人员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 讽刺的是，本该最擅长沟通的外交领域，却在内部沟通上栽了如此大的跟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是否真的从这场鲜血写就的教训中，学到了足够的东西？还是说，有些潜在的问题，依然藏在角落，等待着下一个爆发点？这恐怕才是“莫桑比克惨案”留给后来者，最沉重也最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