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碑派书法史观的建构与嬗变受何因素影响？ 在当今的书法史研究中，无论是通史、断代史类型的著作，还是纪传体书法史(书家个案研究)、编年体书法史、国别体书法史等类型的著作等，皆成果斐然。 然而人们似乎更热衷于类似“书家史”或是“作品史”，却鲜有人投入到书法史的“元研究”也就是“书法史学”和“书法史学史”的研究。 书法史是什么?中国古代是否有“书法史”?中国的“书法史”研究是从何开始的? “书法史”是什么?就定义上看，可根据“史”之界定从而推导出“书法史”是书法历史的状态与结果，或者是史家撰述书法历史的状态和结果，在概念的界定上学界基本能够达成共识。 但是就“书法史”是何时产生的，从古至今文人笔下关于书法的著述哪些可以称的上“书法史”等问题，介于研究者所处语境的不同，极易站在自身立场而给予相应不同维度的结论，目下而言。 对于“书法史”的认定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在有些史学研究者看来，在古代关于书法的论著中，系统的。 以历史发展为线索的、专门的讨论书法流变的“书法史”是罕见的，因此，古代关于书法的著作很难成称得上有书法史形态的独立著述. 如祝嘉《书学史》提出“中国书法自古无史”，原因在于其认为书法史的论述和记载显得过于零星和琐碎，距今之时代已久。 并且本身的行文风格属于“评”多于“史”的状态，很难称的上是书法史，虽然祝嘉此言不免有为他自己的著作建立合理性和提升价值意义之嫌，但是他对于从古至今书法史中存在问题的焦虑是值得我们细思的。 梁启超亦曾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所论述过的一样。 在古代，作为一个史学大国，史书的编纂和对应的史学的发展是相当先进的，但是让人意外的是，系统的、以历史发展为线索的、专门的讨论书法流变的“书法史”是极为少见。 以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著述作为考察对象，从著述名字来看，带有“史”字者，不外乎《书小史》、《书史》、《书史会要》、《玉台书史》等数十部，与祝嘉所言吻合。 从内容上看，虽然“书学”这一概念从元代杨恒撰写的《书学正韵》三十六卷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书史”或者“书学史”这一概念。 在中国古代书法著述中尚不能形成规模，相对的，“书品”、“书断”、“书谱”“书赋”等，则成为中国古代书法著述中的主要存在形式。 从这些著作的体例和内容上看，著述者着重于书家以及书作的褒贬臧否、评头论足，而对于书法史脉络的梳理对于书法史流变的看法并非著述者论述的中心。